除了吐槽，想聊一聊香港青春片里的“说教气”

映前没什么动静，映后也没什么反响，豆瓣评分落到5.3，将近一半的观众给出一星两星的评价。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甄子丹新片《大师兄》应该可以归入小烂片行列了。翻看网友的短评，“老套”、“刻意”、“说教”、“过时”等字眼频现，在短则几个字长则几十字的观后感中，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不少观众对影片的不满。这都很正常。因为电影不像文学、不像音乐，对它的欣赏可是建立在你拿出银子买票并耗上大量时间成本的基础上的。所以当付出与收获出现不对等，喷几句以泄一时之快，无可厚非。说实话，对于那些硬伤，比如出戏的国语配音、直白的说教、尴尬的校园动作杂糅、断裂的故事线和走过场的一众配角等，我也都表示认同。但在这清一色的吐槽之外，关于《大师兄》——这部暑期档平庸（口碑不济，票房还算OK）的商业片，就没有任何其他可评论的点了么？我无意在单纯的影片质量维度上为这部电影说好话，因为它确实不够好（除了一贯精彩的动作设计和带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教育话题）。而是想借《大师兄》这一香港电影文本引入一个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的历史维度——1960～80年代香港青春片中的“说教气“。“人人可教，皆可成才”，“我不是要你们什么都懂，我要你们有判断能力”…以对白台词或者近似宣讲的方式直白地对学生进行说教是这部电影文戏部分的一大特点，当然也是槽点。的确，都2018年了，还持这么老旧的姿态，说港片衰颓暮气沉沉，不算冤枉。但也正是透过甄子丹饰演的陈侠(甄子丹饰)在课堂内外的“谆谆教导”，让这部电影与过去几十年里香港青春类型电影中的说教传统有了一次历史呼应。说到香港青春片，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以至于很多人会反问，香港还有青春片？其实作为流行类型的香港青春片早在5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引起关注，比如1957年易文执导、葛兰主演的《曼波女郎》青春洋溢歌舞并举，持续至1966年时便达到了青春歌舞片热的高潮。“身体摇晃，心儿震荡”代表性的有志联影业公司的《少女心》《彩色青春》《姑娘十八一朵花》，萧芳芳、陈宝珠、薛家燕等一代红星就此成名。也就是在这时，成年人意识主导下对年轻一辈的教诲、警示与说教开始显现。以黄尧导演的《姑娘十八一朵花》为例，影片第20分钟左右陈宝珠在草坪上唱道：“你已经听过几课书，应要乖过旧时，注重廉耻廉洁见钱不贪生计淡薄明志。要守功德切不可太自私与自利，志可嘉你须记住勿沾飞女气”，而薛家燕则做出手势回应“OK”。1964年左右香港出现阿飞问题，很快在电影中体现接下来歌词中又现“最不守礼的阿飞”以及关于阿飞们抹粉画眉，不男不女的描写，将社会议题藏于欢乐的歌舞场景，以寓教于乐的传统理念传递，算是一种委婉的说教。60年代后期，由于香港阿飞问题的迟迟无法解决，面对社会上越来越多青年人的误入歧途，多位当时活跃的电影创作者，如楚原、龙刚、陈云等开始以更现实更直接的形式进行介入。其中1969年集中出现的三部热门电影——《冷暖青春》《飞男飞女》《飞女正传》构成了当时青春片的另一波热潮，那就是问题青年电影（或者残酷青春电影）。至此，创作者主观的、直白的说教倾向已十分明显。楚原的《冷暖青春》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的新浪潮像《冷暖青春》在开场的一段快节奏蒙太奇剪辑后，导演楚原打破银幕边界，真人出镜直接面对镜头与观众对话——“各位，这是一间很出名很出名的高等学府南华大学，此地刚刚发生了一件命案，当然，它的主人公是这里的学生。但是，他们也都是这个社会里的一班青年，所以，这故事属于这间学校的，倒不如说，是我们这社会里一班青年的故事。”之后镜头一转，一出校园悲剧故事正式开演。《飞男飞女》，沈殿霞与冯宝宝《飞男飞女》中，导演陈云有意安排了一场由家长、校长和警察三方组织的一次探讨，各自发表对于阿飞的看法，俨然一场辩论会。最后探长做一个没有结论的总结：“阿飞的问题实在是很头疼的，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都有责任”。无处不在的“危险”字样《飞男飞女》中不止是长辈，就连青年人角色都直接宣诸口头，比如男主角邓光荣说“我以兄弟手足之情警告你们，半夜到处乱跑，专门上夜总会，这些全部都是阿飞的行为，但我们‘七大寇’不是阿飞，大家不要忘记”；探长的女儿，也是影片的女主角李司棋则在片尾向一群阿飞呼吁：“这个社会有问题，所以造成了许多青年男女误入歧途，但只要用于改过，还是有前途的”，均是编导借角色之口来一厢情愿地灌输训导意识。可要说到60年代香港电影中最具说教气的导演，非坚守粤语片和社会写实片创作的龙刚莫属，也因为在影片中总是过于说教，人送龙刚外号“讲耶稣”。其中《飞女正传》是一部有着极强的电影形式自觉意识，但又在内涵上高度传统的矛盾性作品，片中曾江饰演的感化院院长实则为导演化身，有多处关于探讨青少年问题的长篇大论。《飞女正传》里的曾江和萧芳芳比如在片尾薛家燕的角色死去、萧芳芳冲动杀人的悲剧结局之后，导演安排一群记者采访关于飞仔暴力的原因，曾江讲出下面这一大段话：“我认为（对于飞仔）感化要比惩罚效果好得多。青少年犯罪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复杂，飞男飞女根本就是我们高度都市化、工业化社会的特殊产物”；“小舞院、酒吧、酒帘、招待所、公寓、吸毒、迷幻药，还有专门提供一些惨无人道的打斗跟色情的电影，黄色的刊物、过于暴露的时装，对青年人影响之坏，不得不说是要负上绝大部分责任的”；结尾处的大段说教“儿童犯罪起因，家庭影响最大，当他们缺乏了父母的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生活信心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离家，遇上了不良分子，社会就又多了一个阿飞”。龙刚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承认自己所有的电影都有说教的倾向，持续地讲这个主题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需要爱的…这个主题可以说连贯着我所有的作品”。他进一步解释：“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定要承认，香港的市民教育水平是比较低的。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把我自己知道的懂得的，在赚取金钱的同时也把讯息传递给他们。《飞女正传》中兼演反派的龙刚导演“我不敢说再教育观众，但我总算在赚了他们的钱之后作出里一些应有的回报，令看完我的戏的观众领悟到一些社会问题或做人的哲理”。这就很像生于60年代的甄子丹萌生制作《大师兄》这部电影时的理念，他曾说，“我希望趁现在还有一点号召力影响力，利用电影这一平台去传递一些现代社会必须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我选了教育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香港影人的一种单纯质朴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实几十年下来都有所贯穿，你可以说它很幼稚很表面，但起码这种问题意识是正面的。但同时，甄子丹的电影又怎能少得了打呢，所以出于商业市场的考虑，加入动作元素是必须，如此才能满足投资方的要求。也就是甄子丹补充的那一点，“在娱乐和教育之间又是很难平衡的，如果我只拍一部教育片，只说教的，我自己都不想看。”以上这种前后错位，便造成了如今《大师兄》在类型定位和主题表达上失衡尴尬。这种尴尬，在70年代的国语青春片中也能找到高度对应的片例。比如张彻导演、姜大卫主演的《叛逆》（1973），影片开篇即用鲜红的字体表现对当时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和自身所持的中立立场：“这部影片，非同情或反对任何人，只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青少年问题、代沟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真相与表象的判断。社会应该去了解青少年还是由青少年来适应社会，都牵涉极广，十分复杂，绝不是一部电影所能解答的，所以这部影片仅仅是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叛逆》前段还算是带着对代际矛盾、叛逆青少年问题的探讨，但后段特别是狄龙出现后便加入了大量的动作元素，硬生生地从青春片转为了暴力动作片，实在是太过跳脱，显示了创作者在商业效应、主题表达和跨类型上的多重矛盾。同样是说教，80年代的香港青春片就不再停留于表面的大讲道理和成人式的忧虑重重。比如蔡继光导演的校园青春片《青春怒潮》（1986）就以巧妙的形式实现了对六七十年代青春片教化意识的自反。开篇部分有一场校长和老师在例行周会上的讲话场面，而“训话”内容的主题为“影视媒介对学生的不良影响”，部分内容如下：“最近市面上有几部所谓写实的青春电影和变相的黄色刊物非常受年轻人欢迎，我认为对年轻人百害而无一例。它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好像很写实地反映现代年轻人的心态，可是把事实搬上银幕并不等于写实，是在恶意丑化家庭、丑化教育、丑化老师。”表面来看，这种将直白的成人观点以台词形式讲出的方式似乎是在重申前文所述的六七十年代青春片中的教化口气（比如可以对应《飞女正传》），但其实导演是在借旧素材达成自反，其策略就是当校长站在台上面向学生群体训话时多次插入学生们的起哄反应来构成一种戏谑。学生表面上是在听但心里却是厌烦与不认同，以沉默的方式进行抗拒单一价值体系的规训，明示了导演对于单向说教的嘲讽立场。另外，《青春怒潮》还是香港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激进立场对学校教育进行大加批判的青春片，塑造了一个虚伪的校长和总是训斥学生、抹杀个人价值的班主任，将学校表现为徒有外表的漂亮包装纸。虽有些过激的怒气，但问题意识值得肯定。所以前面说《大师兄》“过时”，不无道理，毕竟三十年前的香港青春片就早已探讨过更复杂、更开放性的问题。由于《青春怒潮》之后，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整个香港电影进入高度类型化工业化时代，单纯的青春片类型迅速失去了生存空间，不久就几乎成为了香港电影的遗产。所以本文所讲的香港青春片的“说教气”也就以这一部带有自反意义的作品暂时做为结束点。回看近几年仅有的几部香港青春类型片，比如主打街舞、青春、励志的《狂舞派》，其实也巧合性地对应着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香港青春歌舞片传统。类型混杂的《大师兄》一方面对应着六七十年代的说教传统，也可以对应九十年代的香港校园娱乐片潮流，如《逃学威龙》《逃学英雄传》《我的野蛮同学》等。另外它的三男一女的年轻角色设置还对应着八十年代香港青春片中惯例性的“四人青春行”模式（汤祯兆总结），如《靓妹仔》《柠檬可乐》《我未成年》等。《靓妹仔》，1982当然，这部电影还带有甄子丹一定程度上的半自传性，在此就不展开了。以上种种历史性的延续你很难用好坏优劣去评价，它就是一种传统，某个惯例，特定地域下几代影人几代影片如此传承。假如你看出来了，或许就会有所理解，假如完全陌生，当然也就从眼前飘过了。写了这么多，还是要回到最初想写这部电影的初始念头。记得大卫·波德维尔老人家在他的《观照电影》中说过，“如果你觉得一部电影有趣或者重要，请证明给我们看。对于你自己坚持的观点，不要只知道挥舞双手来吸引眼球，而是应该下点功夫来论证”。网络环境下，对电影的评价与讨论随处可见，简短直白地表达立场，直呼好片或者烂片当然更博眼球更讨喜，但有的时候在单向的、单薄的“好”与“坏”之外，关于电影的文字应该还有其他的向度与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