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洋是正不压邪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政府由北洋系人物掌权，故称北洋政府。图为李翰祥1972电影《大军阀》剧照，其中军阀形象就是北洋军阀。《邪不压正》讲的是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的故事，已经不是北洋时代，但纳入了所谓“北洋三部曲”。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顽主》（1989）T台秀群魔乱舞，王朔原著小说，米家山导演。试想这样一个场景：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1924年的北京朝阳门，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拍摄。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这些报纸路子很野。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强盗杀赴任官员冒名顶替之事，在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就有记载，讲的是康熙年间的事，故事里的强盗当了官，上任后表现很好，“为政精明，人咸爱重之”。图为姜文2010年作品《让子弹飞》美国版海报，依次为土匪、恶霸和县长。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1923年春，山东抱犊崮山区发生民国时期最大土匪劫案，惊动全球。1000多名匪徒破坏铁路，挟持中外旅客，要求官方停止劫匪，把自己收编入正规军。图为外媒当时的报道。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1923年，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催眠术》指南书籍。上面写着：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北洋时期的山西同善社合影。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这是怀旧式的迷信。1917年7月，张勋复辟只搞了半个月，北京城挂满了龙旗。复辟后，却对民间有持续影响。鲁迅1920年写过一个短篇《风波》，讲江南某乡间有人得知“皇帝坐了龙庭”，发愁自己已经没辫子了。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紫蝴蝶(2003)6.82003/中国大陆法国/剧情历史爱情/娄烨/章子怡刘烨《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一步之遥(2014)6.62014/中国大陆美国中国香港/剧情喜剧动作/姜文/姜文葛优《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阎瑞生案发仅半个月，《申报》就发通告说要出书，占住了故事IP的坑。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ishistory。《一步之遥》剧照，姜文与葛优。参考资料：《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copy;本文版权归作者杨殳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