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金句

终于刷完了这部表面上看似粗制滥造，实则思想深刻的纪录片。主讲人李亚平先生面无表情、一本正经的吐槽让人大呼过瘾。防杠声明：先说清楚了，李先生的论述是基于明清历史，我只是把片中的文案摘录出来。别回头一帮人过来质问我什么居心，有什么企图。本人不洗地、不站队、不带节奏、没有居心、不含恶政隐，谢谢。第1集（关于大妃阿巴亥被迫殉葬）人们只能说清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人能够说清究竟怎么发生的，这已经很不错了，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连发生了什么都说不清的事情比起来，这或许应该算是不错了。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护，如果这样的制度也值得为它欢呼的话，中国人的确是够可怜的。第2集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和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那些帝国高级官员们在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是可以丧心病狂地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的。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腐烂程度过深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它的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官场上的坏事但凡开了头，就如同从山上飞滚而下的巨石，不到能量耗尽便极难停下。第3集帝国制度确实就如一架没有制动装置的过山车，当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具有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所向披靡，当它滑向错误的道路时，其破坏性能量同样无人能够阻挡，唯一能够阻止它的似乎只有上帝的意志，不幸的是，上帝需要照顾的事情可能实在太多，就这样使我国历史中上述情形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时刻，更加不幸的是，除了上帝他老人家的关爱，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找到过防止这种情形出现的道路。第4集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帝国最高决策层）更看重权力斗争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第5集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而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辩论对手闭上嘴，是我国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这个民族至今虽九死而其尤未悔。（努尔哈赤说）难道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我已经不能明查了吗？难道正直有功劳之人没有受到正当对待吗？我的孩子中真有人能够效仿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吗？大臣们真的能够勤奋稳健地对待政事吗？这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行将就木时都会发出的疑问。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已经表明提问者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事业。第8集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喻的制度之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这样成了一种常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权力和威严，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值得珍视的。第9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可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假如袁崇焕置身于一种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环境之下的话，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如此糟糕，可是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荣辱的制度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使袁崇焕再也没有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在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们，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和残害便成了他们时长需要面对的处境。自从主战的岳飞被冤杀之后，在我国官场和民间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越强硬就越容易被认为是忠诚的、是岳飞的战友，哪怕偏激一点都没关系，反之则可能是有问题的，是秦桧的同志，哪怕纯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第11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数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就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在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生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这种局面想要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帝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不幸的是，这些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防止这种情形出现，经常的情形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人还不如前面那位，在前任打下来的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恐惧。中国人以一代代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比如宗法制度、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于是这个民族和社会常常需要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到那个时候，由于社会性的不公正，将导致人们不再认为祖国与荣誉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情感中最接近动物性的本能就将成为人们最自然而然的选择。第13集这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个朽烂了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这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第15集薙发、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法造成的苦难，即便被后人解释为立国之初不得不为之举，并在进入康熙朝之后被陆续叫停，但也足以构成这个朝代令人痛恨的理由，丝毫没有为它欢呼的道理，否则那根本就是鬼蜮的天下，还会是人的世界吗？第16集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没什么两样了，这是他身后遭遇清算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屡见不鲜的掏粪运动。多尔衮身边的人们跟进检举揭发，人人争先恐后地和多尔衮划清界限，帝国官场臭气熏天。最后，议定将多尔衮的家产人口抄没入官，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入关七年的大清朝，大明帝国的忠实学生，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凶残基因完整无误地继承下来了。第17集在两性关系上，世界上并没有特别多的民族像中国当代文人这样假模假式而又心理阴暗。实行嫂婚制的民族中，一位女性嫁给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甚至父祖几代人，或者不同辈分的几位女性嫁给同一位男子的情形十分常见。……在那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族中，一位女性能够把一个英雄收服过来的话，不但不会受到族人的鄙视，相反，她也会像英雄一样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这是明清之后头脑和心灵被孔孟之道强力阉割过的士大夫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文化习俗的不同常常导致对同一件事截然相反的评价。清朝入主中原后，面对汪洋大海一般的汉族民众，做出了全面接受儒家教义的选择，从此，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百般遮掩、讳莫如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就会发现，正是那些汉族文人士大夫们，他们特别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褒贬别人，一旦涉及了两性话题，就立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具有了格外敏锐、格外出色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却还要满嘴冠冕堂皇，他们真的令人作呕。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看来，这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既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又照顾到了未亡人的生活寄托，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理解的倒可能是汉族人，什么贞节牌坊，什么三从四德，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找了那么多麻烦和苦难，怎么还能感觉这么好。……这是一种与汉民族农耕文化具有重大差异的文化现象而已，那些在孔孟之道熏染下既缺少人文情怀，又缺少对异质文化研究了解的汉族士大夫们，喋喋不休地用三从四德之类的货色去评判别人，实在令人讨厌。当一种政治文化让一位情人和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行事（清算多尔衮和顺治）的话，也真是够令人不寒而栗的。只有乖戾而没有人性的皇家传统，才会造就出如此乖戾而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夫复何言。第18集当一种制度和文化动不动就要把人逼到是要自己合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和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活着还是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和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的人致敬并且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这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是出自人的心肝，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列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和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吴三桂本来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然而却不幸被时事、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今后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第21集如果说中国人特别自作聪明，特别喜欢玩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这套鬼把戏的话，千百年来，这在块土地上还没有哪一位汉族同胞比玄烨这位真正的夷狄之君玩的更精彩、更漂亮，能够让他的对手们如此心悦诚服地给他当奴才，并且至今发自内心地对他赞不绝口，颂扬备至。透过明孝陵前和孔庙中人们的婆娑泪眼，康熙皇帝可能找到了治理这个国家的灵丹妙药，从此，他越发娴熟地使用这些技巧，在他治下的人们则幸福地沐浴着圣人和圣君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直到鸦片战争开始。在今天学者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一位风华正茂的满洲贵胄少年于高粱锦绣殿阁宫阙的包围下每天出入于大清帝国最高门户之间，却发出如此多的不和谐之音。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浮华喧嚣的下面竞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诚所谓太平有道莫轻题。年轻的诗人已经看透了帝国政治的无奈，泡沫下面方才是生活本来的源流。随着纳兰性德的逝去，帝国文化昌明的时代似乎刚刚出现曙色就匆匆黯淡了下去。从此，越来愈多的倾轧争斗浮出水面而且渐趋凶狠。帝国官场的千年痼疾：贪官污吏们日益活跃，围绕着太子名位，皇家与国家决策层里翻云覆雨，终至在康熙皇帝手里酿出了新的恶名昭著的文字狱。面对帝国深层次的制度缺陷，即便是康熙皇帝玄烨也难免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从此帝国政治文化渐渐跌入到了雍正、乾隆主政之后最为黑暗的时代。（康熙皇帝为了名声容忍贪官）就这样，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地面，沐浴着帝国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皇帝心知肚明，却也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他要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杀贪官污吏最得人心。他要仁慈宽厚的名声，却不知道在帝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家只能以霹雳手段方能显菩萨心肠，他可能真的想为自己的人民做点好事，但是却没有为深受贪官污吏之苦的人民接触这种痛苦。事实上，这些贪官污吏已经成为对帝国威胁最大的敌人，超过了所有内外的敌人，康熙皇帝却以他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所谓宽厚仁慈庇护了一批这样的敌人。在他执政的后期，贪官污吏已经开始有了泛滥的趋势，使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不得不以杀势来制止这种趋势，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评。帝国政治因人而异之吊诡真是举世无出其右。第22集（康熙纵容太子胤礽残酷对待老师）一代明君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这样教导出来的孩子根本就是衣冠禽兽，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武艺多么高强，多么有所谓治国才能。就这样，当康熙皇帝培养出毫无人类心肝情怀，为了皇位恨不得彼此一口咬死其他兄弟的儿子们时；当他后来为太子殿下大吃其苦头时；当他的儿子雍正即位后不停地荼毒自己的亲兄弟时；甚至倘若真如传说的那样，康熙病情已经好转，他的儿子胤禛来看望过他以后变莫名其妙地死掉了的话，他的确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那是报应，根本就不值得同情，难道不是吗？中国文人习惯于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跪拜在胜利者面前称颂赞美，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许许多多胜利者中很多人根本就配不上那些称颂和赞美。仔细检视这场太子风波的前前后后，有众多资料表明，康熙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要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做太子，很有可能越是众望所归越要将其排除出局，因为他特别害怕大权旁落，特别不希望除了他自己之外再出现一个政治中心。第23集就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杨光先自己对天文历算懂得并不算多，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这种情况就和今天我们互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激进民族主义愤青很相似。他们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各国的情势知道的很少，但是在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对自己不懂的事务发表评论。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与他（康熙）的帝王统治的治统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欲望，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说得真好。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们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最深层动机。康熙初年曾经一度废除了八股经义取士，改为策论，要求应考的学子们针对社会问题在命题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唐宋时期实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方式。康熙勤政后将这种有居于活跃思想的方式再次废除，又改回到了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之中。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此人的大体思路：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在不能允许之列。由此也就能够明白，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至于康熙写的那些诗文词赋就真的不太好说了，基本看不出什么古意来，透着一股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暴发户气息，很少能够读出什么才华灵气来，能让人记住的东西不多。可能是特别害怕别人说他没文化，所以康熙拼命堆砌华丽辞藻和古僻典故，使很大劲头抡那些高档形容词，声嘶力竭地加重语气，结果因为太使劲儿反倒露了怯，透出一股小家子气，就像今天读书没读通的文化人写出文章来通篇没人能看懂的生造词汇，仿佛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不过，和他号称十全老人的孙子弘历，就是那位乾隆皇帝比起来，他又强出了很多。他毕竟还说过不少人话。那位据说一辈子写过5万首诗词的乾隆皇帝才真正是制造文字垃圾的高手。在他那些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御制诗文的当中，几乎没有一句是让人能够记住的人话，除了炫耀权势富贵，显示滥情纨绔之外，至少在诗文方面，这位智商极高的乾隆皇帝大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花花公子。如果不是这样，他也没有本事把父祖几代人留下的大好基业糟蹋成鸦片战争之前的那副凄惨模样。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由此可以知道，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这朵花每天嚷嚷着让人们来欣赏自己美貌的话，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愿意接近它，所以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历史文化人物，原因大概端在于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红楼梦》，大约也是拜没有跻身官场所赐。第24集皇帝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宣讲团成员全部在新考中的进士当中选拔，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去作宣讲，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觉迷录》。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这种宣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极大地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今后自己决不会再轻易上当了。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加大宣讲力度。还有臣子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比如云贵总督鄂尔泰。……雍正皇帝死后，鄂尔泰又全力帮助乾隆销毁《大义觉迷录》这本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雍正残害兄弟）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个人品性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人性往往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仅仅靠《三字经》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的愿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数千年的慎独之类道德说教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好的制度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必定是一个作恶之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从现如今对雍正的赞美声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本文版权归作者Aaron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