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看一部电影，不要看说了什么，要看没说的是什么

顺从与信念祈祷词内容这段昌福给泰仁的录音带在我看来确定了电影的主要表达。电影的三大核心人物泰仁、初喜、昌福都是顺从的人，同时他们又有着不同的信念。本质上来说讲述了一个信念与顺从的故事。泰仁泰仁首先是顺从的。无法说话的他带着自己的妹妹相依为命，生活在一个破败的偏僻的小山村。白天上街卖鸡蛋，回来后和老同伴昌福一起给黑社会当清道夫。生活上顺从妹妹，工作中对昌福的命令悉数听取，即使是陪初喜上厕所并且等在门口这样的要求，他也一并顺从。这种顺从往往是无意识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命运的顺从。在所有的生活环境下他的表达是缺失的，他的个人情绪是被忽视的。主观和客观上，他都成为了一个顺从的人。他的顺从只有一次被打破，那就是去劫车带回被拐卖的初喜时。泰仁的信念是体面的生活，以及在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中若隐若现的有意识的善意。不论是回家时会给路边的老奶奶五个鸡蛋，是“干活”时路过小女孩身边用脚踢沙子试图盖住地上的血渍，还是在埋女警察尸体时将妹妹和初喜赶走，都是他心中善意的体现。这种善意与他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顺从不同，是他有意识的行为。除此之外体面的生活也是他的信念所在。偷偷坐在社长的小轿车上抽社长没抽完的烟屁股，社长死后把他的黑西装偷偷带回家洗干净挂在墙上。这些都象征了他对于体面生活的追求。或许后面对初喜情感的转变同样也包含了他内心试图化解与体面生活之间的壁垒并试图融入的心理。其中黑西装是个很有意思的点：泰仁的顺从被打破，善意有了明确的觉醒正是在他看到这套黑西装的时候。他穿着这套黑西装去劫车带回初喜，也穿着这套黑西装把初喜送回学校。也许穿着这套黑西装的时候他才感觉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人吧。纵观整部电影他唯二两件脱离人物轨迹、体现人性觉醒的行为都是在穿着这件黑西装的时候。只是最后小女孩的一句“诱拐犯”，击碎了泰仁所有的信念。他在疯狂逃离追捕时脱下了这件西装外套，暗示着他心中的善意和对体面的生活的追求也随之一并被脱下了。他不能承受这所谓的体面下承载的阴暗和背叛，他根本承受不起。他以为那是火焰，却差点让自己被烧死。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有表现力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悲哀。这里要特别感叹一下刘亚仁惊人的创造力，他在采访时表示脱西装这个动作实在拍摄时加进去的，原本剧本上是没有的。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初喜初喜的顺从从出场就展现出来了。带着兔子面具的她没有任何反抗就上了泰仁和昌福的车，到了泰仁家后迅速融入环境整理房间、带妹妹玩，埋尸时听话地帮忙推土……一系列行为都表示她是个能迅速适应环境并且表现出顺从无害的人。这种顺从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结合她的家庭环境来看，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富裕家庭，弟弟出生后需要一直处于一种不被重视的状态，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必须要表现地处处得体才能获得家庭中的喜爱，于是她从小就学会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让内心的波涛汹涌掩盖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这种表面上的顺从其实早已漏出端倪，比如她从自行车后座突然跳下车向路边奶奶求助，在泰仁为她出门买药时偷偷跑掉，以及最后指控泰仁为“诱拐犯”，这一切都揭示了她的顺从不过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而作出的伪装。而支撑她以上所有行为的信念就是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她在家里努力扮演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女儿，为了活下去她在绑犯面前表现的乖巧贤惠，为了活下去她隐藏起自己所有的情绪甘愿一直活在面具后面。那张兔子面具就是她的伪装，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其实心里早就住下了一只大灰狼。昌福昌福同样是一个顺从的人，他和泰仁一样对命运表示顺从。在阶级分化严重的韩国社会，作为一个跛腿的残障人士，毫无话语权的他也只能选择顺从。因此日复一日做着卖鸡蛋和“清道夫”的工作，面对社长偶尔的无理要求也只能接受。这也是初喜进入他们生活的直接因素。可以说一切悲剧的开端就是因为顺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懂得拒绝是多么重要，如果一开始就拒绝了社长的请求，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但真的什么都不会发生吗，如果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昌福真的拒绝了社长的请求，也许发生的就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悲剧故事了。）在这顺从之下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临死之前甚至都在因为拿走赎金而一直嘟囔着“对不起”，“对不起”，乞求获得内心的一丝救赎。这三个人是信仰与顺从并存的矛盾的个体，这两种特质在他们身上交叉融合互相撞击，展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这一点来看影片是很成功的。无声的表达听过一句话，说跟人相处，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没说的是什么。我想看电影也是如此。这部电影取名《无声》，英文名VOICEOFSILENCE，含义非常丰富，代表了各种意义上表达的缺失。首先从角色的角度来看，泰仁是个哑巴，直接在生理上就缺失了表达的能力。他在整部影片中没有一句台词，唯一一次发声是在深夜打着手电筒找到试图逃跑的初喜时，他吱吱呀呀地叫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话语，却比任何一句人类创造出来的语言都要触动人心。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发声。这是客观上的无声。另外还有主观上的无声。在面对现实与自我意愿的冲突时，他选择了顺从，选择了无声。这里的无声表现为一种不反抗。再看初喜，她虽然生理上并不缺失表达的能力，但她行动上面对父母和家庭中正常情感的缺失同样选择了无声，她选择无声地隐藏起自己的情绪，试图做一个看起来完整的人。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迫，他们的表达是缺失的。这种缺失或许间接地导致了他们悲惨命运的形成。再来站在导演的角度看，这整部电影都是导演无声的控诉。看起来不带任何说教，只是单纯讲了个故事，但其实其中包含了很多导演的表达，也一并无声地展现了出来。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便是对人性的思考和展现。最值得思考的形象便是初喜。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她并没有像童话里那般过上公主的生活，而是变成了一个敏感、冷静、心思细腻、极善于察言观色、有着极强目的性和顽强的生命力的人。看到她面对死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推土埋尸、在地板上的红色血滴旁画上花瓣让它成为一朵红花时，我几乎忘了她才十一岁。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是美好的，总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绑匪家里，即使落在她面前的是一滴滴死人的鲜血，她也能将之变成一朵朵鲜活的花。但同时她又是可怕的，最后指控泰仁的那一刻几乎是摧毁式的撕碎了之前她在观众和泰仁心中建立起来的美好形象。看到她在面对母亲时的那一抹标准格式的微笑和鞠躬，让人忍不住怀疑她之前的种种到底几分真几分假？泰仁又何尝不是这样复杂的个体。他一生目睹过太多死亡，双手沾染了太多人的鲜血，这样一个无情冷漠的清道夫，居然会不顾一切找回一个被拐卖的小女孩，最后还将她送回学校。包括电影中唯一一次发生也是在找到初喜时。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那首祈祷词中的一句：“那个孩子顺从，哑巴开始说话了。”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对“顺从”文化的反驳，毕竟泰仁作为一个哑巴，唯一一次的发声，正是来自于他唯一一次的不顺从。不论是初喜还是泰仁，他们身上都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导演想让我们知道，这么多的样貌可以同时展现在一个人身上。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人时，往往站在相当扁平的、单一的角度，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另一个需要反思的点是，纯粹的理性是否真的值得提倡呢？小女孩最后理性地揭发泰仁是“诱拐犯”，好像并没有使我感到大快人心；泰仁最后不理性地将小女孩送回学校，好像也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初喜做了正确的事，却看起来那么不正确；泰仁做了一件不正确的事，却看起来那么正确。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一切领域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现代社会，追求效率和社会意义上的正确仿佛成了所有人的共识。人不可以情绪化，不可以过于感性，要保持理性严谨一丝不苟。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思考纯粹的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似乎更有其社会价值。除了对人性的反思，导演还在其中表达了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思。泰仁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是否有得到满足？作为一个哑巴，生活在偏远农村，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是否有人真心地关注过他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里，千千万万个“泰仁们”就应该一直这样无声地生活下去吗？下层社会如此，上流阶级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初喜这样一个复杂的形象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个十一岁的富家小姐身上？这背后暗含的社会问题才是导演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也是导演向社会发出的疑问。本文版权归作者Cyanine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