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和宗教，绝对不是他真正想说的

影片《圣母》中的教廷特使在对巴托洛梅娅刑讯逼供前，骤然说出了如下台词：“即使是圣女贞德，在这些刑具面前，也都承认了所有的罪，没必要假装你比圣女贞德更勇敢。”保罗·范霍文的《圣母》，很难不让人想起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从具体场景和情节脉络上来看，两部电影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尤其是两个主角：她们自幼都对宗教无比虔诚、曾见识并施展过“神迹”、经历过相同的“死而复生”、深受愚昧群众的拥护、曾一度攀上地位高峰旋即又遭背叛、审判，直至都面临火刑的威胁。1999《圣女贞德》2021《圣母》而不同之处在于：贞德的行为驱动力源自亲人被杀的仇恨，血债血偿的渴望外化为战场上的国家荣耀；而贝内黛塔的动机则出于对权势的向往，其中也包括个人情欲的满足——这显然都是非常私人的欲望。童年的贞德童年的贝内戴塔因对私人欲望的着重呈现，影片《圣母》的中文译名或许就显得不大贴切，倒不如港台的译名《圣欲》。虽说《圣母》更清晰地点明了影片的意大利天主教背景，但在当下的中文舆论语境里，“圣母”二字往往有个后缀，并与“白左”连用，这就可能给一些人带来某种误解：似乎这一有史可查的“欧洲首例”女同性恋故事，能与时下大行其道的女权主义或身份政治遥相呼应。影片《圣母》改编自历史学家朱迪丝·布朗的调查报告某些评论从女性主义出发、以LGBT群体对父权和神权压迫的反抗角度来解读这部电影，不能说不对，但偏离了影片浓墨重彩的“人欲”主题。相反，港台译名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根本就没有“圣欲”这个词，将“神圣”与“欲望”拔至同等的高度，所谓神圣的欲望，那它到底是一种神圣还是一种欲望？——这才是影片《圣母》提炼出的最大悖论。女性主义或宗教压迫，真的不会是耄耋之年的保罗·范霍文所关心的事情（或许原著如此），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微言大义，多少会有些理不顺、想不通的情节。不妨详细说：表达：女权与宗教不是重点影片《圣母》当中果真有爱情吗？与《燃烧女子的肖像》《打开心世界》《菊石》等讴歌女女爱情的电影不同，贝内戴塔与巴托洛梅娅之间的“爱情生发”过程宛若干柴烈火，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两个人：一个出生优渥，一个来自底层；一个信仰至高，一个生存至上；一个是主动离家，身体和欲望从小被压抑；一个是身陷家庭的囹圄，常年与父兄有染的乱伦者。境遇和反差如此悬殊的二人，当前者以上帝的姿态将后者拯救出来、当从未觉醒过的欲望遭遇经验丰富且被男性伤害过的欲望——这就注定二人的“爱情”是供求关系上的“欲大于爱”。我们不妨借用《兰心大剧院》中引用的尼采的说法：贝内黛塔与巴尔托洛梅娅之间“爱的不是欲望对象，而是欲望本身。”因为欲望不是“对象”而是“本身”，所以这“爱”就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本能”，来去皆由我——就像贝内黛塔起初将巴托洛梅娅的勾引当做对自身信仰的威胁时，毫不留情地任其将手伸进滚烫的开水锅；也像巴托洛梅娅再一次面临生存威胁时，像当初毫不犹豫地背叛父亲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爱人。如此反复无常、各取所需的“爱情”，与所谓的“女性主义”到底有着多大关系呢？而认为《圣母》体现了反宗教压迫的人，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贝内黛塔这一角色是凭什么身份、如何打倒以教廷特使为代表的宗教权威的呢？——宗教身份。而倘若没有圣母的光环加持，以及普罗大众的盲信，她又如何能在最后一刻反攻倒算、死里逃生呢？因此，影片中展现的宗教，更多是作为政治的延伸和工具，而缺乏神学上的意义。我们看到：除了蒙昧的群众和基层的修女以外，所有手握重权的上层宗教人士，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不是信仰，而是权力。佩夏的教长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往上爬就像小镇佩夏的教长，他之所以力排众议认定贝内黛塔是“天选之女”，就是想以此来提升默默无闻的佩夏的知名度。而如此一来，不但会让修道院名声大震，引来更多民众的目光，自己也有望获得教廷的经济嘉奖和晋升机会。影片中老院长菲丽西塔的一段台词可谓一语中的：正因为看得如此通透，菲丽西塔虽对贝内黛塔的“圣痕”有所怀疑，却也为了修道院的前途甘愿退位。其实再影片开场，当老院长与贝内黛塔的父亲就“贡品”的数额讨价还价时，我们大概就能了解到菲丽西塔是何许人也：她更在乎的是修道院世俗层面上的利益输送，而非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再看从佛罗伦萨远道而来的教廷特使：此人甫一登场，就一副穷奢极欲、道德败坏的嘴脸。他由女佣侍奉（导演还不失时机地给了女佣一个当众产奶的镜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不断地向老院长声明着自己的权威——以上的所有人，都在以宗教之名，行利己之实。唯一例外的是老院长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她向众人指控贝内黛塔伪造圣痕，固然有因母亲失势而产生的怨恨，却也是真心对贝内黛塔的亵渎行为感到不安。克里斯蒂娜绝非腹黑之人，否则不会无视母亲的警告、“不识大体”地自投罗网。影片中还有一处细节，可见克里斯蒂娜的善良：那就是当贝内黛塔逼迫巴托洛梅娅继续从开水锅里捞纺锤时，是克里斯蒂娜及时阻止并将后者送往医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单纯修女，最终却落得众叛亲离、含冤自尽的下场。保罗·范霍文导演对信仰的讽刺可见一斑。最讽刺的一个场景来自教廷特使赶往佩夏途中，有个感染黑死病的人拦车求助。教廷特使毫无怜悯地打发他“去找你教区的神甫”，那人回答说“我就是教区的神甫”。因此，与其说范霍文想展现中世纪宗教对人性的桎梏和人民对宗教压迫的反抗，不如说是直指人心本身的虚伪与阴暗。既然宗教与女权都不是重点；那么，范霍文真正想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是人性。影片《圣母》基于人性的政治表达和心理学内容，要远大于它具体的宗教背景和同性情爱。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影片的核心人物：贝内黛塔。在她身后暗藏着保罗·范霍文不愿明说的潜台词：“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教是骗人的，宗教只是政治的手段。而成功上位的政治人物往往都这么干——既要天理，更要人欲。最好是让人欲与天理“合二为一”，就像圣母像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慰棒。人欲有多大、天理就有多大。下面，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心理：当天理与人欲合一很多人觉得，相较于其他人，贝内黛塔这一形象十分暧昧。这从她的扮演者维尔日妮·埃菲垃那模棱两可、阴晴不定的神情中，我们实在看不出，这个人的一系列行动到底是出自无比虔诚的信仰，还是处心积虑的欺骗。与“圣母”深不可测的心机比起来，巴托洛梅娅实在太嫩其实，这么想就是低估了人性深处的复杂性：坚信自己与愚弄他人之间矛盾么？所以贝内黛塔既是真诚（对己）的、也是狡诈（对人）的。而早在他愚弄所有人之前，她就早已经把自己给“愚弄”了。因此所有的蓄意而为，也就成了“天命归我”。这样的妄人也好、狂人也罢，历史上少么？我们从贝内黛塔目睹“神迹”的几次幻象中，便大致可以梳理出她将自己的“人欲”与宗教的“天理”合二为一的过程：她被刚进入修道院的巴托洛梅娅亲吻后，第二天又被后者触碰身体时，马上看到自己被毒蛇缠绕的幻象：蛇在《圣经》中是魔鬼和欲望的象征，是诱惑夏娃偷吃禁果的始作俑者。这反映贝内黛塔内心的纠结与负罪感，她渴望耶稣的拯救。随后贝内黛塔向神父告解，诉说自己的“恐惧”，神父指引她应从“苦难中重获喜悦”——这便是她惩罚巴托洛梅娅“受苦”的原因。可随后老院长又向贝内黛塔点明：受苦是指自己受苦，而非别人。于是贝内黛塔便“怪病缠身”，痛苦异常。在巴托洛梅娅第二次亲吻病中的贝内黛塔后，她再次看到“耶稣”从强盗手中拯救了自己。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也是强盗假扮的。因此，当“耶稣”要求她献身时，贝内黛塔断然拒绝。耶稣的面目模糊说明她此刻的信仰有所动摇，内心冲突正在加剧：处于天理与人欲的激烈交战中。而当巴托洛梅娅主动照料起贝内黛塔的起居，并意图窥视她的躶体时，她说：“我们无权在其他人面前裸露身体”。当晚她在梦中再次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要求她除去衣物，与自己的手脚“合体”，并宣称“我所到之处，并无羞耻”。随后，贝内黛塔的四肢出现了“圣痕”。从“恐惧”到“交战”到“合体”，贝内黛塔看到的幻象与她跟巴托洛梅娅的关系演变高度契合。“圣痕”终结了“羞耻”，带来上帝默许下的内心宽慰。至此，贝内黛塔边真正地扫清了人欲与信仰的“统一”之路。至于其后额头上出现的“圣痕”，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当贝内黛塔正式成为修道院长的那一天，她也终与巴托洛梅亚坦诚相见、尽享鱼水之欢。正所谓：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保罗·范霍文是这么向维尔日妮·埃菲拉诠释她的角色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她要相信她所看到的和所说的。如此说来，她真的看到了耶稣，但实际上，她看到的是她所需要的那个耶稣。打个比方，就好比她的大脑有一半负责真实生活，另外一半则在操纵他人，获得她想要的东西。”保罗·范霍文与维尔日妮·埃菲拉按心理学上的话说，这是个深度自我催眠的过程。而按病理学上的定义，这是颞叶癫痫症。因此，贝内黛塔绝不会也无能力承认自己的“圣痕”是伪造的——她的心理防御机制只能说，那是上帝之手施加于她的神恩。因为“圣痕”象征着对她的性欲，以及随后而来的更大欲望的事前“惩罚”和事后“豁免”，“圣痕”若是假的，那她之后借机上位、赢得权势和信众的一系列行为就都丧失了合法性。“假作真时真亦假”，能骗过自己，也就骗过了全世界。更何况，欺骗自己、甚至骗一辈子，还能叫骗么？面对克里斯蒂娜的指控，贝内黛塔“真心委屈”保罗·范霍文对贝内黛塔的心理刻画可再与《圣女贞德》进行比较。只不过，相较贝内黛塔将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泥足深陷”，吕克·贝松则是人性与神性逐渐分离的“迷途知返”。达斯汀·霍夫曼对贞德说的话，同样适用于贝内黛塔贞德自幼年起看到的耶稣一直是“白衣天使”的形象，从小孩长到大人。耶稣的形象第一次发生变化是贞德历经了战场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后。此时的耶稣突然流血，质问贞德道：“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而耶稣的第三个形象竟化作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撒旦”，他步步紧逼地迫使贞德直面内心深处的秘密与恐惧：她并不是在以上帝之名战斗，而是以自己之名。这缘自她越烧越旺的复仇心理和对没能救回姐姐的愧疚之情。只要足够虔诚，信仰便为我所用；只要深信不疑，我便可代天行罚。就像影片中克里斯蒂娜所发出的那句良心拷问：问题是究竟谁在解释上帝的旨意？比“合二为一”的心理更为糟糕的是，合二为一的后果。贝内黛塔说自己与耶稣交换了心脏，这一心脏沉重得让她“重负不堪”。当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同时又生就一副“圣者心肠”，无疑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就像那个写下“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人，一转眼是可以屠城的。因为我就是那个“天道”，而“天道无常”，罪不在我。只要我初心不改，那干什么都是合理的。通过一个修女的血腥上位史，保罗·范霍文最想说的，其实是掌权者的责任问题，以及以这样的政治人物去推翻上一个“黑暗统治”，将会引发怎样的灾难。政治：所有人都是牺牲品所谓“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即是政治话语，因为这话其实来自列宁而非马克思。在中世纪神权政治背景下，宗教的确作为一种系统化、体制化的统治术而存在。权欲熏心、唯利是图的上层人士，利用底层群体的无知与恐惧来欺骗、控制他们。讽刺的是，作为宗教势力的反叛者，贝内黛塔依靠的手段依然是欺骗，利用的仍是群体的盲从和恐惧。每当她身陷险境或即将被揭穿的时候，耶稣都会恰逢其时地附身于她，这让她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额头出现“圣痕”令教长下定决心以她取代老修道院长时如此；面对克里斯蒂娜的揭发、迫使神父对其施加鞭刑时如此；性工具被发现、指责教廷特使渎神，并诅咒其不得好死时也如此；在即将遭受火刑的千钧一发之际，就更是如此。仔细观察贝内黛塔在向公众发表“惩罚即将降临”的最后演说前的小动作，保罗·范霍文虽未明确拍出，但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宽大的衣袖下面，贝内黛塔手上的小动作。随后她张开双臂，献血从掌心汩汩而出。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惊恐群众被她的话蛊惑，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教区特使被乱刀捅死。巴托洛梅娅将贝内黛塔从火刑柱上救下，发现了地上破碎的瓷片——至此，明眼的观众都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像教区特使临死前对贝内黛塔说的那样：到现在为止你还在撒谎。迈克尔·哈内特说过：“电影是每秒24格的谎言。”贝内黛塔绝对是自己和他人人生的绝佳导演，她有能力将自己的幻觉和理想公诸于世并使人相信——仅凭这点，她便从一群自私自利的权势人物中脱颖而出。她是深谙欲望和操纵群众的权谋大师；无情蔓延、吞噬一切的黑死病，则成就了她的弥天大谎和最终胜利。古往今来，多少政治家都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表演型人格——虽然他们自己未必这么认为。那么，贝内黛塔就是历史的胜利者么？不。这胜利恰似她与巴托洛梅娅之间的情欲，依旧是来去匆匆、非常短暂，因为健忘的群众永远都是善变的。今天你还是人们的大救星，而明日就是人人喊打的丧门星——恰如感染了黑死病的前院长，只能在无人注视下，以一己之躯献上最后的燔祭。我们不妨回过头去想这样一个问题：黑死病到底是怎么来到佩夏的？——是由感染了黑死病的教廷特使和前院长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上层人物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如果前院长没离开佩夏，特使好端端在佛罗伦萨呆着，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卷入政治权斗的漩涡，所有人便都是牺牲品。我们再一路往前推：老院长本已甘居二线，之所以不顾自身安危地前往佛罗伦萨，还不是因为女儿之死受到的重大刺激？而原来，口口声声要拯救佩夏的“圣母”贝内黛塔，才是一切罪愆的始作俑者。虽然出于自保的需要，她下令将小镇的大门紧闭（这也是基于自身地位与民众安全的“二合一”心理），可惜大门最终还是打开了。她没有尽到保护一方人民的责任。“只要我不死，你们便都得救”，贝内黛塔如是说。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她和巴托洛梅娅逃出生天，克里斯蒂娜、老院长和教区特使皆因她而死。就连整个小城佩夏，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整座城的人，都沦为了几个人表演舞台的背景板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何止是宗教虚伪，明明是政治虚伪、人性虚伪。所有的一切都是欲壑难填的谎言。而掌权者究竟要如何肩负她所承诺过的责任？保罗·范霍文的答案是——她肩负不了。即便革命终于成功，前一个腐朽而又堕落的统治阶级被暴力推翻，即便继任者怀揣着一颗圣人之心，无比虔诚的笃信、践行她看到的一切，她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而是更糟——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命运。在经历了如此沉痛和惨烈的教训之后，人是否能够反思和觉醒？大概率不会。君不见：影片结尾处，丧失权柄、一无所有的“圣母”还是要抛弃爱人、义无反顾地回到她心心念念的那个索多玛。她的执念比天还大，她的生命早已离不开天选之女的幻相滋养。经此一“疫”，她不会清醒，只会更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死伤无数的今天，我们务必要警惕《圣母》的悲剧重演，以及“圣母”这样的人物再度重现——这才是保罗·范霍文的人间寓言。这则寓言非常传统，虽然顶着反传统的“大尺度”帽子，并且煞有介事地裹上了一层女权与宗教的外衣。但内里流淌的，还是亘古不变、愚昧自私的人性。作者|纪扬；公号|看电影看到死编辑|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