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夺冠》中的女排精神，是“继承”还是“重构”？

首先，作为陈可辛导演的作品，《夺冠》的故事是工整的，叙事基本流畅，演员演技在线，在表现竞技体育的镜头语言上也很有看点，是一部质量偏上的电影。不过我这儿不想深究电影的文本，只想谈谈《夺冠》的主题。陈可辛是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导演，《夺冠》和他的其它作品相似，其真正的主题都是喻而不言的。观众都能感受到主题，但不一定能言说出来，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宣教。我不反对陈可辛导演表达他的观点，但并不认同，因此觉得有必要将之点明，再附上自己的观点给读者参考。一、方法论：左旋与右旋简单而言，《夺冠》中的郎平(巩俐饰)是一条线索，她作为队员，和作为教练，两次带着“中国女排”走上世界巅峰。两次“夺冠”有其共性，就是唤醒了女排队员的拼搏精神，并且最终赢得了“胜利”。而主要戏剧冲突却不是拼搏的过程，而是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一代是“左旋”的，一代是“右旋”的。何谓“左旋”“右旋”呢？这是一个哲学的方法论。假设我们站在未名湖边，想绕湖一圈。我们顺时针（左旋）走一圈，和逆时针（右旋）走一圈，都是绕着湖走了一圈，但看到的沿途风景却是截然不同的。湖边的花草树木、楼宇本身是一体的，但因为我们走的方向不同，一次只能看到它们“一半”。二、《夺冠》的主题电影中的“左旋”，自然是八十年代的夺冠，女排的组织方式靠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国家荣誉感、个人的牺牲、不怕苦不畏难的毅力。而21世纪的夺冠则是“右旋”的，与集体对应的是个性，与国家荣誉感对应的是个人成就与乐趣，与意志力对应的是“科学”的训练、营养、战术计算等等。估计当代的年轻电影观众，会比较喜欢后者，而反感前者。而按陈导的叙事，“女排”的故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是历史进程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叙事逻辑，随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人们也越来越个性化，技术也越来越进步；而80年代一味强调集体、国家荣誉和个人奉献的”组织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表现为直白的——无法“夺冠”。而郎指导回归女排，带回来了新的”组织方式“，新的这一套”组织方式“用”夺冠“证明了自己，赶上了生产力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两个时代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拼搏赢取胜利（夺冠），和国家荣耀。不言自明的推论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拥抱变化“，去学习和适应新的组织方法，或曰新的精神文明形态。三、对主题的三点挑战以上是个人的理解，陈可辛导演在《夺冠》中寄予的真正主题。我其实一直很喜欢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却几乎从来没有赞同过他电影背后的观点。这里也要对《夺冠》的主题提出三点挑战：中国人对“女排精神”感到荣耀的本质是什么？2016年之后的女排崛起，靠的真是新女排精神吗？“夺冠”，真的是女排精神的最高目标吗？四、中国人对“女排精神”感到荣耀的本质是什么？《夺冠》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时代的人民对女排期望的差异。前一个时代的人民，万人空巷观看女排比赛，夺冠后举国欢呼，人民走上街头欢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火把点亮了夜空。而后一个时代，人们却在奇怪为何要把胜负看得这么重？赢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按电影中郎指导的解释，是前一个时代还不够自信，因此不能接受失败。而后一个时代的人民有自信了，从而能够享受运动本身了，不再执迷于胜负了。我认为郎指导的说法站不住脚，按她的观点，全中国最自信的应该是中国男足。职业体育没有胜负心吗？尤其是投入数以亿万计资金的职业体育，那就是商业行为。比赛失败，主教练下课，队员开除，赞助商撤资，这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真相。如果商业行为没有胜负心叫做“自信”，那么最不自信的人上到上市公司的老板、CEO，下到小老板、技术经理……遍布全国所有行业。这个时代绝不是更自信了，而是更不自信了。上一个时代人民把“女排精神”看得那么重，唯一的理由是人民觉得那是“我们”的女排。而现在如果看得不重了，只因为这“与我无关”了而已。在世界人民仍未大团结、而是相互竞争的大时代里，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压榨出最大生产力的潜力，目的可能是为了国家进步、民族强盛、人民幸福，也可能是为了维持霸权或给大老板赚更多钱。“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哲学话题中那个需要绕一圈的未名湖。如何带领一个民族去前往目的地，究竟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是大哉问。看上去目的地一样，可沿途风景截然不同，挑战截然不同，因此也需要不同的组织方式。而组织方式产生的效果，无非是高度自主与充分服从两种策略。我们这里不讨论监工的皮鞭、佃户的卖身契或是产线工头口中的Dio他妈。绝对的服从绝对不能发挥人类个体最大的创造力，最优秀的组织目标都是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曰拼搏精神。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拼搏精神，叫做“Owner”意识，源自于期权、奖金、财务自由理想、创富神话、35岁失业压力、对loser的恐惧感和末尾淘汰的业绩考核。而上一代人熟悉的拼搏精神，是人的一生该怎样渡过、是为人民服务、是心忧天下、利国利民、为人奉献。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或用一个时髦的词，“生活方式”。所以，冷战时代的竞技体育为何受到各国各民族的高度关注呢？因为它本质上，是以“先进生产力”（锦标）为目标，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和平较量。八十年代郎平所在的女排获得胜利，是在“女排”这一战场上，与列强不同、属于中国人的这种“生产关系”获得的胜利，尤其是在物质条件、身体素质远不如人的情况下获得，似乎更能证明“组织方式”上的优越性，女排英雄们不仅能够吃苦，而且愿意吃苦，把自己千锤百炼锻炼出来了。那为什么当时的人民对女排的胜利如此热情呢？因为当时的很多人真诚的认为，属于女排的“女排精神”，也是“我们”的精神。女排赢了，就像是“我们”赢了。五、女排重新崛起，靠的是“新女排精神”吗？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更准确的说，八十年代女排的“夺冠”，是一种“旧”生产关系的回光返照。当全社会各个角落的“旧生产关系”都崩塌了，女排精神无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是以电影《夺冠》中的郎平为例，“左旋”和“右旋”两种前行方向的矛盾欲言又止地呈现了出来。与其他人不同，电影中的郎平青年时就会思考“前途”问题，所以她自己很早就学会英语，也建议陈指导要以中国女排总教练为目标。而身处美国的郎平，已经是一名认证的残疾人，全身上下没有一片骨头是好的。而她昔日战友，也早早因为癌症去世。电影似乎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但我替他们说出来，“女排”们为时代奉献了那么多，可是时代给了她们什么？这种质疑的声音，是八九十年代时，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在艰难中回顾人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于是郎平成为了一名职业体育人，学会用属于个人视角的“专业性”和“利益”来重塑自己的动机，融入了新的时代，解决了自己曾经和时代的冲突。也通过个人能力，获得了最令她内心矛盾的成就——她带领的美国队击败了她出身的中国女排。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郎平怎么带着新的思维、新的组织、新的技术、新的文化回到中国女排，把她们重新带领上了世界冠军的位置。其中最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郎指导怎么让这些年轻的女将们找到了自己打排球的快乐，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或许很多观众和我一样，看这后半段时，会有说服力不足的感觉。怎么新女排就从屡战屡败，一夜之间战胜世界第一的强敌了呢？靠重建人生理想，靠快乐排球？试问，巴西队的那些女将们，难道也不知道她们追求的是什么？当她们鼓动全场欢呼的时候，她们难道不懂得享受排球的快乐吗？凭什么世界第一的强队，就这么败给了一个二三流公认的弱队呢？必须得说，这一段在逻辑上是不给力的，与前一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一代女排因为奉献精神，在物质不足、身体素质不占优的情况下，通过更强的个人能动性，更努力的拼搏，更多的汗水和血泪，才赢得了胜利。这反而符合唯物主义（科学）的推理，而后者的一夜转变，却更像是唯心主义（精神）的胜利。我对新女排并不了解，也许真的就是电影所说的那样，但不符合自己当年的感受。我当年看到女排战胜巴西重回巅峰，还一度以为是拼搏、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重新回归，重新证明了自己呢。这一段的真相，就留给读者们自己评判了。六、“夺冠”真的是女排精神的最高目标吗？按陈可辛导演的叙事逻辑，“右旋”的新女排精神，和“左旋”的老女排精神，在各自的时代赢得了同样的目标——“夺冠”。言下之意两个时代不需要互相否定，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拥抱时代的变化，顺应新的文化和新的组织方式。可陈导却仍然未对电影中的问题给出答案，为何这个时代不再看重女排的胜利，不再看重女排的精神了呢？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说得通的。《夺冠》电影中的郎指导，靠着“快乐女排”的思想让女将们找回了自己的主题性，最终赢得了胜利。但试问那些没有入选阵容，或是被筛查淘汰掉的女将们，也能都像领取金牌的女将们一样快乐面对排球吗？排球对电影镜头外的女将们，究竟是一门爱好，一块事业，还是一项职业、一门生意、一个将自己异化的运动呢？对于赢者全拿的锦标运动而言，快乐永远只属于镜头前的少数人。如同企业老板将每天睡四小时视作一种自我实现的奋斗时，那些封闭开发中看不到老婆孩子的码农们不一定快乐；如同美团的算法工程师们追求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时，一边闯红灯一边回复手机的外卖骑手不一定快乐；如同乔布斯在发挥着“扭曲现实立场”创造一个时代时，富士康产线上在工头dio声中一天组装三千件的员工不一定快乐……“新女排精神”带来的快乐与自我成就，并不一定是“我们”的快乐与自我成就。《夺冠》中老教练回想起66年拿到世界第九，不料十年没有球打，充满了遗憾。可职业运动员没有锦标比赛的时候，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中体育运动最丰富的时候。回想着小学时每周三晚上，在工厂操场和小伙伴们一起看车间篮球联赛的快乐，再低头看自己在工位一边敲键盘一边吃外卖吃出来的一米多腰围————这个时代的人为何不再看重夺冠与女排精神，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本文版权归作者白头豕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