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的革命

（这是一篇去年给杂志写的旧影评，拿出来再贴一遍）原载《新民周刊》2009年8月CHE:阿根廷人•游击队宋明炜《切》是我在2008年最想看的一部电影，但直等到它在戛纳得了奖、在纽约电影节引起一番轰动，又苦等它的院线发行达半年之久以后，才在剑桥市专放艺术电影的KendallSquareCinema看到由独立电影公司（IFC）发行的完整版本。四个半小时的电影分成上下两集：《阿根廷人》和《游击队》。果然很好——好到我第二天把下集又看了一遍。导演索德伯格（StevenSoderbergh）曾经拍出过《卡夫卡》和《性、谎言、录像带》这些影像和立意都前卫超凡的作品，近年来在“十一——到十多个罗汉”系列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主流，好莱坞得让人头皮发麻。但《切》不可思议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返璞归真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数字化、魔幻化空前的影像时代，以冷静真实的激情、抹平了技巧痕迹的长镜头和场面调度、质朴含蓄的本色表演，将一个“革命电影”变成了一场电影的革命。我说把下集又重看了一遍，实在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电影，最具美学和思想的力度，而写实的形式自然、感人，更超越了前半部分稍嫌有遵传记片“常规”的处理方式。电影前半部分《阿根廷人》，在时空交错中描绘了主人公的革命生涯，仍含有历史的线性痕迹：阿根廷青年恩斯托•切•格瓦拉，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古巴打游击战，一场场战斗打下来，从沉默寡言的“外国人”变成镇定自若的指挥官，这既是他个人的成长历史，也是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上集结束在格瓦拉指挥的“圣克拉拉战役”大捷之后，经历了一年多苦战的游击队已经走出丛林，来到大路上；格瓦拉的车队正在逼近哈瓦那，一片金黄色的绚丽秋景预示着革命的最终成功。《阿根廷人》的素材取自格瓦拉的自传《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而《游击队》不仅根据格瓦拉的《波利瓦尔日记》改编，更是索德伯格在重返现场大量采访之后、试图重现格瓦拉生命中最后三百四十二天的影像“纪录”。这个纪录在《游击队》中逐日推进、展开——这种看似平铺直叙的叙事形式，是毫不含糊的大胆行为，它紧跟着格瓦拉的身影，追随他在一九六六年化妆潜入波利瓦尔，深入安第斯山脉的农村中策动游击战争，训练新兵，宣传革命，联系群众，谋取发动新的一场南美解放战争，直到遇阻、生病、被捕、被杀，这中间没有多少情节旁支，甚至没有音乐和情绪上的渲染，而是严谨遵循着事件内在的“现实”时间，以随着“动作”积累、加快到令人不禁屏息的紧张节奏，让观众“目睹”了格瓦拉最后一场革命的全过程。《游击队》重现了“真实电影”（Cinémavérité）的辉煌成就，它无意于制造幻觉，而是从历史记忆的迷思中拯救了“真实”——人的真实，包括他的理想、爱、努力、痛苦和他的限度。传记电影多要呈现人物的一生一世，但《切》仅取格瓦拉生活中的两段经历，且在后一部分中仅仅专注于一个场景，却活生生地从中写出了这位早被神化的革命家的性格气质，这是极具艺术气魄的大手笔。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归功于主演戴尔多罗（BenicioDelToro）不“演”而成的表演。戴尔多罗是这部电影的真正策划者，身为波多黎各人的他，说服索德伯格来制作该片，而与其说他扮演了格瓦拉，不如说他“经历”了格瓦拉的人生。在电影画面中的戴尔多罗，不是“溢出”自己的演技派明星，而仿佛在“吸入”格瓦拉的灵魂。大多数时候，他面无表情，言语不多，但他的身体与身体动作，或平淡，或冷静，或沉思，或痛苦，或（偶尔的）快乐，与“情境”紧密合为一体，举重若轻地塑造了人物的“真实”。电影中直到最后，格瓦拉被杀之后，感情才突然释放出来。格瓦拉的尸体被送上直升飞机，机翼转动扇起尘土，镜头转向站在不远处的一群“旁观者”：波利瓦尔的农村妇女们。她们目光茫然地看着这位来“解救”她们的革命者的躯体，举起袖子遮挡满天的飞尘。格瓦拉被绑在飞机降落支架上，随着起飞，他的身体越来越高地远离了青山和峡谷。他被蒙住了脸孔，而他死去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为之战斗的土地和人群，这时响起了荡气回肠的南美民歌。“真实电影”本身已是一个潮流——远的不说，众多中国新导演在近作中对现实的影像记录都有着这方面的追求。但如《切》这样，在历史中再现“真实”，面面俱到却不琐碎，尽可能地脱离叙事成规却仍有“故事”好讲——并讲得那样令人神往，以平凡的画面打破革命神话、却仍旧能够让理想的激情继续燃烧在画面之中——这本身就是超越了题材和技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