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的限度与技法——观《大杀器传奇》和《美国战警》

2006年6月6日，“六间房”网站发布了胡戈导演的最新DV短片《大杀器传奇》，这很可能成为中国恶搞史上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视频恶搞作品的创作者们之前总是借助已有的影视素材进行戏谑式的故事新编。胡戈大胆实践了新的制作模式，直接组织演职人员实地拍摄。一些网友已经将《大杀器传奇》定性为电影或电视短剧，我只是担心国家广电总局也有同感，或许胡戈的下一部片子就会出现审批字号。《大杀器传奇》出笼的另一意义在于，商业资本终于开始染指恶搞文化，尝试建立此类作品的市场化推广机制，尽管这次两者合作的利润动机尚不明显。然而，抛开制作和运营方式，《大杀器传奇》在文化层面缺乏新意，不如作者之前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和《春运帝国》更富原创性。如果我们隔海远眺，放开眼光，对比中西，就不能不望洋兴叹：宏扬我国恶搞文化任重道远。胡戈自己也承认，“中国的恶搞作品比起国外的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差很远。”读者也许看过好莱坞木偶剧《美国战警》（TeamAmerica:WorldPolice）。此片与《大杀器传奇》均取材于同一背景，思路相近，都在嘲笑霸权美国的反恐精英，讽刺流氓国家的独裁领袖，因而可以作一番比较。胡戈的拍摄资金和制作班底自然比《美国战警》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就道具布景音乐舞美而论，《大杀器传奇》一看就是省吃俭用东拼西凑捉襟见肘的糙活。限于预算条件，胡戈拍成现在这样也还说得过去——毕竟人家提供免费下载，观众也别太较真儿了。不过，胡戈自称花了不少心思创作剧本，构思和情节还是可以拿来和《美国战警》一比高下的。下面简单谈谈两片恶搞的限度，以及在此限度下恶搞的表现技法。什么是恶搞？胡戈说是“很夸张地搞”，这只是字面意思。我在中文维基上查到一则定义：“恶搞文化，指的是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产生喜剧效果的娱乐文化，和无厘头文化十分相似。”维基百科只是聊胜于无的网络辞典，这一定义很值得商榷。恶搞文化的对象未必是严肃主题，也可以是八卦事件；恶搞文化必然解构某些价值，但有时也建构意义；恶搞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幽默和娱乐作品中都有迹可寻，它的外延更为广阔，无厘头文化只是它在华语文化圈的一种特殊品种。打住！咬文嚼字地定义是学究们的事情，我们接着看片。恶搞作品如果想广泛流传，作弄的对象不必是严肃主题，但必须是大众熟悉的公共事物。无论以文字、声音、图片还是视频作为载体，恶搞文化作弄的对象主要有四项：性、政治、娱乐圈和历史故事。《大杀器传奇》和《美国战警》都涉及恶搞前面三项。《美国战警》由两位活色生香，美艳性感的女特工作主角，爱情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男女主人公那场床戏更是穷极体位与性偏好。《美国战警》的另一特色是大量使用涉性粗口，主题曲一来就是“美国，操丫的”（America，FuckYear！）。最后一幕拿性器官打比方，阐释美国霸权主义的政治哲学，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大杀器传奇》则截然不同，胡戈在性方面似乎没动太多脑筋，整部片子给女演员的镜头加起起来不到十分钟。感情戏一场没有，更别提吻戏和床戏了。唯一的亮点似乎是特工008错拿相机那一节，闪出几张含蓄的偷拍照片。即使在中国相对保守的语境下，胡戈也可以在性幽默方面再往前走几步，至少走到张艺谋的高梁地。当然，胡戈也许不喜欢利用色情元素搞笑，好处是无伤大雅——性幽默搞不妙就会变成恶俗。对国际政治和独裁政权，两片均给予足够火力猛烈攻击。它们共同讽刺了美国的霸权（美国战警四处破坏和乔不士师出无名地进攻鸟笼山），独裁者的暴虐（小金枪杀翻译官和傻大木刑囚艺人）还有联合国的无能（核查人员葬身鱼腹和安鸟部队的全称“安理会是个鸟”）。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是，《美国战警》在嘲讽美国外交政策，《大杀器传奇》也在嘲讽美国外交政策。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则著名的前苏联笑话。一个美国人自豪地对他的苏联朋友说：“在我的国家，我可以批评美国总统。”苏联人则不屑地答道：“那算什么，在我的国家，我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胡戈小心地避开当权者的痒处和痛处，仅仅追求隔岸观火的娱乐效果。《大杀器传奇》顶多在结尾处捡起了环保主义毫不烫手的条幅，而这正是国内公共空间相对安全的地带。我不知道胡戈在编写剧本时有没有参考《美国战警》，不过两片都安排了一位具有表演才能的艺人担负反恐重任。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恶搞目的，这恐怕是联接政治与娱乐圈的必然安排。《美国战警》对好莱坞文化的嘲弄是该片最具华彩的部分。整部影片对美国大片进行了传神地戏仿：它具备典型大片的一切元素，却以木偶道具展现，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同时感受到好莱坞的虚伪、做作、甚至荒谬。《美国战警》还直接挖苦了好莱坞反战影人苍白无力的作秀姿态。在结尾一场精彩的对打戏中，导演竟让好莱坞众明星的木偶替身一一惨死，可谓实打实的“人身攻击”。陈凯歌先生如果看过此片，可能会不由得感慨：“人居然可以如此无耻！”相形之下，《大杀器传奇》对国内影视作品的戏仿则大为逊色。它对《十面埋伏》荒谬结局的挖苦只停留在形式上（“小妹，小妹，你不能死啊。”）对《英雄》主角名称的模仿甚至显得生硬和拙劣（“因为我有名字，所以叫做‘有名’。”）至于傻大木像《黑客帝国》一样拿起电话逃逸，这是我这个普通观众都能构想出来的情节，不如一条虫子从小金的嘴里爬出来有趣。胡戈要想在恶搞文化领域有所突破，必须推陈出新，在创意上狠下功夫。记者在采访胡戈时问到他对《潘冬子参赛记》的看法，胡戈表示恶搞必须控制在观众无不适感的底线之内。任何社会都存在话语禁忌，恶搞也不应突破这些禁忌。《美国战警》也没敢违反任何保护少数群体的“政治正确性”标准，得罪黑人或是同性恋。因为这是恶搞的伦理底线，超出了会犯众怒，吃力不讨好。胡戈可能不怕得罪陈凯歌，但绝不愿得罪大众，这一点他很清楚。除了伦理标准，应该说胡戈比他的美国同行面临着更多的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上的限制，尤其在性和政治两方面，他的恶搞空间的确有限。打个不恭敬的比方，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后排的观众希望她再脱几件，前排的审查官员却警告说暴露再多就可能把夜总会关掉。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胡戈这次表演“脱”得太少，远未触及恶搞在中国可以达到的边界。前面从技法上对比了《大杀器传奇》和《美国战警》对各自国家电影文化的戏仿，《大杀器传奇》得其皮，而《美国战警》得其神，高下立判。此外，语言幽默本是小成本制作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胡戈在这方面的创意也不算太多，只是承袭了先前恶搞作品的网络语体、无厘头语体和新闻联播语体。《大杀器传奇》剧中的台词很难给人留下印象，远逊于当年的《大史记》系列。胡戈若想提高恶搞语言功力，不妨看看剧本高手黄纪苏是如何改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也可以向台北“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多学习学习。美国是霸道的，好莱坞是肤浅的。但是，《美国战警》的公映说明美国和好莱坞都没有失去自嘲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让人在大笑之余肃然起敬。《美国战警》极尽恶搞之能事，末了还是肯定了一种政治价值：美国虽然很霸道，但世界没它不行。《大杀器传奇》则完全陷入犬儒主义的泥沼，反恐阵线双方都遭到无情的戏弄，整个儿一个“洪桐县里无好人”。恶搞文化如果只钟情于解构价值，将会是死路一条，在主题和创作手法上都走向平庸甚至无聊。二十世纪优秀的恶搞影片，像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都有着积极明确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指向，从文艺领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期待着胡戈们在未来推出中国真正优秀的恶搞作品。作者博客：http://spectator010.spaces.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