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身体的解放与规训（PART1）

电影作为电影产业，一种以现代工业，科技发展和传媒技术革新为物质基础的资本运作的体系，不断进行着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消费。盈利是电影公司的主要目的，这也决定了电影的商业性与大众娱乐性。相比更带有个人主观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学与音乐来说，电影作为机制化的集体生产以更为显性的方式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着互动，这些因素使得电影成为各种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场域。把目光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外族的入侵加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这些剧烈的社会变革构成了未死方生的中国最基本的社会事实，电影这一现代科技与文明的产物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便被纳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阵痛之中。不断的民族性事件以暴力的方式为中国构建起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主体成为了最真实的共同体与人们体认自己的方式。前一时期的民族诉求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个人还没有被遮蔽。“一旦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生存空间遭到大规模破坏与挤压，民族就成为最重要的现代主体。个人主体不过是作为民族国家理念的独特呈现方式而出场的”。从阶级与民族诉求出发反观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都市女性形象，可以帮助我们发掘其潜在的男性话语体系对解放的女性性感身体渴望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感。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把女性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宗法体系和血缘家庭中解放出来（比如《新女性》中韦明为了爱情离家出走），进入到都市生活空间，尤其是流动的公众领域。但是身体的解放作为个体解放很重要的侧面有着其两重性：一方面是女性性感妩媚的身体引起的男性强烈的渴望，另一方面是这种性吸引力对于理性世俗世界的潜在威胁与颠覆，以及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独立的恐惧。这时期大量影片都书写了妓女/舞女/交际花等性感摩登女性形象（《野玫瑰》、《十字街头》、《都市风光》、《孤岛天堂》、《国风》等等），这些形象作为现代繁华都市的性感投射物反映着男性对于性感女性和对于都市生活的欲望与想象。而摩登女性引发的男性的动物性冲动对于理智世界的危险性，使对她们的诉说不得不依托伦理道德，民族与阶级的外衣加以合法化，这在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中尤为明显。文章将从这个视角出发，借助对《神女》、《新女性》、《马路天使》、《三个摩登女性》、《野草闲花》几部影片的分析简单了解这个时期荧幕上的女性形象。《化身姑娘》为代表的以性别置换为主题的电影，以及对传统女扮男装故事（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重新讲述搬上银幕，象征了中国在脱离传统乡土社会后对于西方舶来的男女性别观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化身姑娘》里面的女主人公莉英就在国外出身长大）。这种性别上的困惑与迷失来源于传统男性在急剧动荡的社会格局中已经无法承担起历史使命所感到的不安，同样也表现为男性对于作为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象征的摩登女性又着迷又害怕的态度，而都市中男女比例的失调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因素。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从19世纪末开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1870年前，从西方来到上海的多为年轻男性，“外国妇女特别稀少，从未超过华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00年以后，当日本人成为外侨中主要团体之一时，外国妇女的比例才恰好达到三分之一。”公共租界男女比例在1870年为290：100，1900年为197：100，1935年为196：100。整个上海而言，20世纪20-30年代的婚嫁率只有千分之三点八（引141516）。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上海发达的色情业，“1934年，一家当地中文报纸估计：就卖淫业作为一种特色而论，上海走在全世界城市的最前列：在伦敦960人中有一人当娼妓；在柏林，娼妓占总人口五百八十分之一；在巴黎，占四百八十分之一；在芝加哥，占四百三十分之一；在东京，占二百五十分之一；在上海，占一百三十分之一。”然而事实上经济的不平等和城市区域分割使得色情业不过是洋人和少数有钱人的享受。大多数男性对性的压抑与诉求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胡蝶，阮玲玉等女星的迅速成名，也让我们“却也必须直面广大观众的享乐主义的和窥视癖的倾向”。电影作为商业与大众文化产业，也自然会考虑到市场的消费需求和群体性诉求。《新女性》中的韦明本想以教书与写作立足都市公共空间，但电影中却多次强调其美丽性感的一面，比如她的艺术照片，不仅反复出现在客厅里（私人空间），还被不断曝光在男性如杂志编辑觊觎的目光中，甚至是报纸上（典型的公共领域）。另外韦明的身体也被直接暴露在性欲的注视下，通过这些男性的视角观众得以分享这种注视，比如车中的镜头从王博士的角度给与韦明裸露小腿的特写。《马路天使》中的小云既是男性欲望目光的客体（老王从窗帘后对她的的窥视），同时也是欲望的主体。这种欲望暗流汹涌，小云在深夜的马路上对陈少平的挑逗可谓撩人大胆，但是小云在剧中除了观望的方式并没有机会言说这种欲望，即使最后快要离世只能用想象的方式看见男主人公对她微笑。《神女》对于其中妓女性感形象的刻画相对比较克制，但是仍然掩饰不住电影对这位受难妓女的女性魅力的欣赏，当她误入流氓住所不得不屈从于他，缓步走到桌前坐下然后点燃一根香烟时的优雅撩人观感十分强烈。在影片的最后老校长用手抚摸妓女肩膀的特写长镜头也难掩这样的欲望。观看与被观看之间，欲望与压抑的目光交错之间释放出来的是被外力裹挟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此时本能的感性需求。李超：《1905-1949中国电影:空间呈现》，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版，第50页[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徐荣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123页陆弘石：《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徐荣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张英进,苏涛.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商(上)[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18(01):57-63.本文版权归作者流氓达达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