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面无法打开的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

如果将前篇与后篇视作同一部电影的两部分的话，这是一部超长的电影。但实际上，观众会很容易发现，前篇与后篇之间在主题、表现、情绪等方方面面都有错位。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导演能力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似乎体现了导演有着大于原著的野心。后篇的复仇计划设计非常精巧，而最后的结局也让观众前面挤压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可以说是一个符合普通人善恶因果报应逻辑的结局，换言之，就是既在意料之中又稍微超出预期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前篇却似乎是另一个故事。被绑架女孩的死亡只是一个引子，甚至可以视作一种隐喻。铺天盖地的昭和天皇驾崩的新闻报道掩盖了一桩幼女被绑架后杀害的惨案，这会让观众感到既沉重又荒诞。“昭和”这个年号在日本史上最具有的特殊含义——在20世纪前四十几年，也就是昭和天皇在位的前期天皇制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这个含义在电影开场不久就通过两个新闻的差别待遇提示给了观众。接下来电影快进到14年后，也就是步入平成时代以后，当初负责办案的三上警官早已离开一线，成为了警局的宣传官。这个宣传官的职责，直白地说就是与记者协会打交道，一方面利用记者为警局发布信息，另一方面对记者所掌握的案件信息进行管控。记者协会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而警局则只想让记者成为自己的喉舌，自然，两方就经常地处于博弈状态中。这时令三上焦头烂额的是一个孕妇驾车撞倒老人的案子，记者一方要求透露孕妇姓名、住址，而警察一方拒绝透露（桌面上的理由是孕妇已有八个月身孕，应该得到保护，桌面下的交易其实是三上的上司想要的讨好孕妇的父亲——一个与警界关系密切的建筑行业资本家）。一边是上司的频频施压，一边是记者的穷追猛打，眼看警局和记者协会就要彻底闹掰。火上浇油的是，这时三上的上司通知他，马上就要有东京警察总部的上级来视察昭和64年的案子，而这需要新闻媒体的“发声”。处于愤怒之中的记者们马上拒绝了这个要求，而受害小女孩的父亲雨宫也拒绝了东京警察总部官员到家中拜访这种政治作秀。四处碰壁的三上，在与部下的一次争论中获得了一个“觉悟”——从里面无法打开的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他向记者公布了孕妇的姓名、住址，讲述了被撞的老人的生平及其已经死亡的事实。他将这些事实交给记者处理，对仍不买帐的记者说，如果你们只是想闹，那么换一个宣传官你们仍然只能回到零起点，什么进展都不会有，只能一直闹下去。你们应该抓住“实名报道”这个机会。三上的“觉悟”来自于一个“发现”，那就是，记者是人，受害者是人，自己也是人。最初和记者的拉锯，是将自身作为组织的一个棋子与其他组织的棋子对峙。三上再次到雨宫家时泣不成声的忏悔则是这一“发现”的直接表达。三上从外面打开窗户的行动直接推动了后篇故事的进展，此不赘述。打开窗户这一行动以及行动的契机，都非常引人深思。值得细心体会的还有，在僵化、扭曲甚至邪恶的组织系统中，个体是否只有一同僵化、扭曲甚至邪恶，或者彻底的对抗这两极的可能性？正如三上所言，记者们如果只是将警察宣传官骂死了就算完事的话，那么下一轮的搏斗又将回到零，不能积攒起任何的成果。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在当下非常能打动我的地方。本片还有其他直击要害的批判和非常巧妙的隐喻，在这篇影评中就先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