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走向期待中的幻景

昭和64年，也就是1989年，裕仁天皇病逝，由皇太子明仁登基，改年号为“平成”。于是昭和64年仅存7天。小女孩翔子的绑架案，便在这期间发生。新闻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着“天皇病逝、新旧年号交替”这样的“大”事件，没人关注这起绑架案。在精明的设计下，绑匪成功拿到赎金并逃脱。而小女孩翔子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厂里被找到，冰冷地躺在狭窄的后背箱里。前篇后篇加起来4个小时的电影，便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此悬案在县警察局里交接了14年，还有1年便要过公诉期了。警局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个派系都想在上层领导来视察时，扳回一局。翔子绑架案，成了派系斗争中的一个切入点。曾参与此案的刑警三上，现作为宣传官，再度去拜访受害者家属，传达上层会来慰问家属的消息。曾经忙碌的工厂，早已颓败，一片萧条。工厂最里面是翔子一家人的住处，一幅幼稚孩童的画，挂在门口积了薄灰。门口还放着一把鲜亮的小伞，这个家似乎还停留在那七天里，未被时间洗刷过，就那般矗立在那里。翔子的父亲雨宫，一头凌乱的灰白发，木讷而又苍老，夫人去年因脑梗去世了。雨宫对于所谓的慰问很不满，这令三上觉得另有隐情，陆续找到曾经的办案人员，了解事实的真相后，三上很愧疚。同时他身在的宣传部门，也深陷在各种麻烦中。一名孕妇撞了人，上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求隐瞒孕妇的名字，以及老人赖川亮次已在医院去世这件事。记者协会的记者们对于当局的作法相当不满，起头闹事。正义良知与官僚主义，让电影变得厚重，人物内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激发的外在显现，使得人物变得鲜活与复杂。不盲目扩大人性中的某一面，不加滤镜的遮掩，把生而为人的悲哀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并没有因为电影时长的局限，把那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女儿对父亲三上的不满离家出走，父亲在家庭里显现的另一面的暴戾，妻子表面上的波澜不惊，两个办案人员因疏忽以及官僚作派的弊端而自责与不安，雨宫的绝望与无奈，这些在两极边缘上的人物，生活的疲惫感如影随形。被各自不同的皮肤包裹着人们，在人情冷漠的世界，努力把生命中的空白填满。三上最终还是公布了孕妇撞人案的详细内容。而这些强调着公平公正的记者们，只关注孕妇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以及县警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于车祸中去世的老人赖川亮次，无人问津。努力生活，最后还未被命运善待的老人，死后无人认领尸体，渺小的他仿佛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妻子去世后便独居，没有可以回去的故乡，没有孩子。三上去了老人生活过的地方，老人用的毛巾还在晒在那里，在风中惴惴不安地飘荡着，老人经常去的小酒馆里，大家有说有笑，没人在意这样一个老人，是不是还在人世，又或者发生了什么。听着默默无闻之人的琐事，不依不饶的记者们，毫不罢休。三上要求他们听完整个故事，老人其实是个色盲，为了能让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刻意隐瞒了这件事。此时会场一片沉默。就如再无人关注的绑架案一样，只有父亲雨宫在电话亭里，从电话薄的A开始，不论寒暑，默默地拨打着电话，食指指尖磨出了老茧，电话上的数字也被磨掉了。在听见绑匪的声音那一刹那，他无声地崩溃了。那个绑匪出现在电影后篇里，面带凶煞，在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绑架时，却露出了软弱的一面。作为推理片，它不够曲折与刺激，冗长而又压抑，大义凛然时带着牵强。人自身矛盾的内化处理很到位。总以为雨宫在找到绑匪后会实施一系列的报复，或许他想过，所以才去找了绑匪的小女儿，最后又痛哭流涕地把女孩送回了家。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一种介乎于正义公正与法网恢恢之间的暧昧。敏感的人刀刃永远是向着自己的。感伤主义者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残暴的人强迫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冷漠的人习惯冷眼旁观。本文版权归作者雾围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