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崩塌（SanAndreas）》:东方编导无法想像出的故事

　　故事与文化是相关的。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换句话说，有些故事之所以是现在这种模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生这个故事的文化。刚刚上映的《末日崩塌》（又名《圣安第烈斯断裂》，《SanAndreas》），讲述了一个营救队长拼死营救在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遇难妻女的故事。　　主人公是训练有素的营救人员，临危不乱，在千钧一发之时依然能够沉着冷静地指挥妻子攀越到最高点以获得救生希望。同时，依靠素日的经验，他能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做出合理判断，比如根据岸边的水况就准确推断出海啸将至；善于观察的他，能够敏锐地发现路边一位老人是航空基地的工作人员，因此能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启动飞机继续赶路；飞机不能降落，就当机立断使用降落伞；快艇不能进入，就纵身一跃游入大厦。有这么个智勇双全的丈夫／父亲，观众虽然也捏一把冷汗，但恐怕完全不怀疑妻女最后一定会获救，只是需要耐着性子看导演如何来编排困难，来展现英雄形象而已。　　在每个人或感叹灾难恐怖或羡慕硬汉神勇的同时，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故事也许根本(饰)(雨果·约翰斯通伯特饰)不会出现在东方电影中，相似的人物很可能会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这样说并非怀疑东方电影编导的想像力，而是从本质上看，这个故事其实与东方价值观中“先人后己”等一系列“大爱”观念格格不入。　　美国西岸沿线面临地震威胁，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相继坍塌，死难丧生人员无数，可是故事里的主人公竟然开着救援直升机前去搭救妻子和女儿。虽然人物交代说他当时是刚完成一项营救任务，正独自开着要去修理的直升机返航，但这种设计很明显是为了使他临时决定转航去搭救亲人的情节发展变得比较合理，不然他纵使有万般神功，也没可能跨越长距离前去灾区。　　电影的编导似乎也惧怕把人物置身于只有家人的真空中，所以安排了主人公告诫路人“救命三角”并且抱起路人转移到安全地带的情节，但这与其说是拯救路人的性命，不若看成是营救家人途中顺便帮助他人的小插曲。此外，最后得救的还有两名陌生人——但这夜无非是因为他们都与主人公女儿在患难中相互救助的特殊关系。　　试想，如果请东方编导来设计情节，深受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大爱胜于小爱的熏陶，一个公职人员怎么可以被允许使用公家的工具，在最紧急的时候去搭救自己的亲人？退一步说，即使是开着有小故障的直升机，东方电影中也十有八九会安排他必须先返回总部等候上级分配，或者干脆主动请缨决定上前线完成营救他人的任务。　　在东方导演的构想中，总会自然地制造出这种取舍矛盾情节：总部要求主人公去营救伤员，这就意味这主人公的亲人是否得救会是个大问号。主人公也往往会在一番心理挣扎后选择服从上级命令，忍痛舍弃救援妻女的计划。而最后妻女当中也很可能会有一个丧命，但是很多陌生人却得救了，这才能升华整个人物形象，不仅回报人民和社会，而且更把国家利益摆在了第一位。　　可是，在现在的电影中这为置他人于不顾的“家人英雄”似乎也成为了光辉伟大的英雄人物，这在习惯东方价值观审美的观众看来，简直有些匪夷所思。电影中直升机上能信号完好地与地面通话，主人公的女儿能两次成功打入，可竟然完全没有他所供职的营救中心的电话？仿佛灾难发生后，这个人就立刻脱离工作单位了，既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也似乎对自己的职业操守无所顾忌，完全是为妻子和女儿而存在的一名超级救援人员。在影片结束时，一家人站立在夕阳中，看着地区灾后重建的情景，一面美国国旗恰如其分地飘荡在已经损毁的大桥边，镜头逐渐拉高，最后整个加州西海岸城市都被纳入画面。可见，一直到影片结束也基本没有再提到这个英雄是否需要归队去完成其他营救，好像他一家人得救了就是所有灾区人民都得救了，而这个“家人英雄”也就堂而皇之地被塑造成了“美国英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电影前半部有一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勘探时遇到地震。慌乱逃命中，他猛然看到路边的一个陌生女孩，在千钧一发时，他抱起她继续急奔。但是最终还是无奈被塌陷的大地所吞噬，垂死关头，他奋力一抛把女孩甩到了安全线后面。这扣人心弦的一幕草草收场，不仅女孩的母亲二话没有地迅速把女孩拽走，而且也不见有任何过分地煽情渲染。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就这样被淹没在后半部里救援队长的光环里了。当然一种解释是，这毕竟是个小配角，如何能抢体格彪悍的主人公的风头？可我觉得值得玩味的是，这个人物却偏偏是一个韩裔——当然追究这个虚构人物在成长中到底是否受到东方价值观的影响是毫无意义的——但这种设计不能不说流露出编导的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怎么先人后己的这么凑巧是个亚洲面孔？　　在东方价值观的笼罩下，主人公这种危难时一心只顾拯救家人的传奇是不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某些管理电影的机构不会允许拍这种情节，而是说在编导潜意识中也许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故事。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的文化教育和价值观灌输，使他们无法相信大禹是会放下治水的任务，而先回家看看老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