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大的幸福》透视中国影视剧的尴尬境遇

这几天陆续看完了《老大的幸福》，平心而论，与诸多一味的道德说教和滥俗拙劣的煽情相比已经算好多了，至少老大除了“奉献”之外也不乏小市民的小虚荣、小乐趣和生存的狡黠智慧，让人觉得小人物的真实可亲。从主题上来看，此剧对时下浮躁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一贴清凉剂，的确能起到点宁心安神的镇静作用。让我们在世事沉浮中也暂时停下奔忙的脚步问一问自己：幸福的方向究竟在何方？傅家兄妹个个比老大有出息，却在追寻的路上不约而同地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们的不幸福恰恰应验了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如傅吉安(周浩东饰)的孤独，傅吉兆(李威饰)的憋屈，傅吉星(何江饰)的虚荣，傅吉平(周知饰)的功利等，总之，老大的任务不仅是将弟弟妹妹们养大成人而且还要为他们的幸福掌舵，充分体现了“长兄如父”的中国式家族模式。即使老大的幸福最后被弟妹们弄丢了他也毫无怨言，因为我们从来提倡的就是奉献的美德。我不想在此过多讨论幸福观的多元化标准和家族势力对个人幸福的扼杀，因为即使大家都知道幸福观是多元的它也依然是以多数人的标准为主流的，一是我们历来将非主流视为异端另类，二是即使承认非主流的合理性我们依然喜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且往往以爱的名义将其扼杀，这样的事太多了以致麻木。因此，当以“奉献”为宗旨的老大的幸福观遭遇傅家兄妹（主要以傅吉安为首）的主流幸福观之后，结局无疑是以强势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顺理成章。尽管强势并不代表幸福，而强势往往代表着胜利的结果。由此扯出了老大幸福的最大障碍——孤独症患儿乐乐。谁为乐乐的幸福埋单？如果在西方社会，答案不言自明。而在中国，老大显然无能为力，之前还可以死乞白赖以兄长的身份照顾到吉安集团，可当吉安也成了别人的刀下菜，老大想守住自己那点小幸福可以说难于上青天。绕来绕去，只好以婚姻为代价将梅好(孙宁饰)卖身给夏家来为乐乐的后半生买一份保单，这是此剧最大的败笔。无法理解一个现代企业家夏锦达却秉持着封建的愚孝思想——为母亲娶妻，而夏母的择媳本质却是以利己为原则，尽管为了弥补夏锦达的智商，片中又不得不牵强附会地说明夏的选择并非没有爱，但毫无说服力。除了跟踪试探之外的无聊手段就是在厨房里吃饭时的一个三围特写。从现实逻辑来看，现代企业家与农村妇女结合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果夏想客串一个慈善家，那么他完全可以选择延期给傅吉安一个喘息的机会，或者用捐赠资助的方式帮乐乐看病都未尝不可；如果是出于对贤妻良母的需要也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梅好也不会是最佳人选。依夏母的自私原则，她怎么会让夏家背这个大包袱？夏锦达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与一个现代企业家的身份极不匹配。傅吉平既年轻漂亮有资质并多次表达过奔波太累想回归家庭的想法，对她来说做一个贤妻良母不会比做钢琴教师更难。这样的安排除了说明夏母的自私和夏的脑残之外还透露出浓厚的男权思想，即时下许多人的奇谈怪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中国人从来都逃不开这种简单的两元思维模式，事实上，首先，干得好和嫁得好是相辅相成的，夏梅之恋这种王子灰姑娘的现代版童话只是编剧的无奈之举，如果女人每天不好好工作却沉湎于做这样的白日梦，那比范伟被赵本山忽悠更惨；其次，从个人角度而言，职业妇女的幸福指数往往要高于全职太太，这个和家庭经济收入无关，而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认可度有关；第三，从家庭稳定性角度而言，双职家庭相对有比较独立的个人空间和各自的职业目标，避免了双方悬殊过大，女人成为附庸最后被男人抛弃又被社会淘汰的危险。另外，职业女性知道赚钱的艰辛和创造的快乐，不会一味挥霍或敛财，即使遭遇婚变也可以避免死缠烂打，容易找到理性的解决办法。第四，其实真正的幸福应是既要干得好也要嫁得好，职场奔波角逐难免疲累，加之不正当竞争，白领女性独身群体的扩大（如辛雯(贾雨岚饰)）和一些人（如梅好之类）变身为“婚姻暴发户”的个案给很多人以误导。其实单从性别比例来看，中国依然是男多女少；但从区域分布来看，农村男性居多，城市女性居多，这是中国人性别不平等的生育观和“养儿防老”、“人丁兴旺”等观念决定的，再从结构层次来看，则白领女性多于男性，究其原因，可能目前中国重死记硬背轻动手能力的考试制度更适合女性，还有就是工业化都市化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女性生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女人天生属于都市”，她们更能适应系统化、流水化的现代管理模式。中国人的婚姻法则：A男找B女，B男找C女，C男找D女，剩下的D男和A女结合的概率是0。中国人对男人“吃软饭”的接受程度远不如女人做二奶，即使名正言顺也会为人所不齿（李春平的遭遇就是例子），其实这也是男权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梅好本属弱势颇令人同情，却因这段阴差阳错的姻缘让人不得不去质疑这个女人混乱的爱情观，究竟是“有奶便是娘”的婊子哲学还是真的相信什么狗屁爱情？如果说傅家兄妹借幸福的名义扼杀了老大的幸福，梅好则是借母爱的名义来掩饰自己的伪善，大喜之日便将乐乐这个“拖油瓶”甩给了老大，足见在她的潜意识深处都认为乐乐妨碍了自己与夏的幸福生活，与其说她成全了乐乐和老大的缘分，倒不如说乐乐成全了她与夏的缘分。但问题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如果让老大与梅好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俗套，且削弱了老大“奉献”的意义，乐乐的命运必然牵系到善良的人们对弱势的关怀问题，于是，只好牵强附会地将梅好伪善化、将夏母自私化、将夏锦达弱智化，最后达到为乐乐的后半生埋单的目的，这就是善良的中国人以牺牲自我和漠视个人幸福为代价的所谓“善举”，将很多人的生活逼到了“苦熬”的境地，只好到幸福健身操里去寻觅幸福的毛毛雨，而我们则为此沾沾自喜，大唱颂歌，认为一切都“妥了”——只有妥协才能了断——中国人强大的造词能力中包含着非凡的生存哲学。类似的关于小人物的片子无一例外都会遭遇此种尴尬，区别只在策略的大同小异，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用语言的狂欢化处理遮蔽了对逼仄的生存空间境遇的观照，《高兴》则用歌舞视觉狂欢来取代对农民工境遇的深层探究。中国的作家编剧们其实挺不容易的，只能在市场与体制的夹缝中费尽心机，苟延残喘，此外别无它途。否则，有碍“河蟹”，不予通过，《蜗居》便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