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与接待

怀念1990年代，那时候的国产喜剧可以嬉笑怒骂、畅所欲言，和盘托出地针砭时弊，通过影像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最典型者莫过于黄建新“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呈现出不同阶层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与鸡毛蒜皮，《背靠背，脸对脸》诠释了中国官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社交之道”，《红灯停，绿灯行》则借由驾校学车经历审视当代社会种种不成文的“游戏规则”。这部《来的都是客》围绕一个乡镇食堂展开，把关注焦点对准了中国的“接待文化”。赵本山扮演的肖望发，因为把竹编工艺社经营得风生水起，而被任命为竹林乡食堂管理员，“算是第八把手”。不大的乡食堂，却要接待各类人群：视察工作的领导，洽谈业务的老板，调查报道的记者，参观取经的游客。领导的评价直接决定当地宏观走向，老板的意愿能够带来可观经济效益，记者的宣传导向可以起到臧否作用（《红灯停，绿灯行》里的牛振华扮演的记者，就以写“新闻稿”为条件，试图让企业老板为自己的驾校学费买单），游客的体验又间接刺激着经济发展……总之，这些人都和竹林乡的利益密切相关，那自然得好生接待，不敢怠慢。看似稀松平常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却往往没那么简单。影片里，马司令要到老乡家里去吃“派饭”，食堂就做好送到老乡家里去。供电局局长握着女服务员的手不放，旁人也都无可奈何，同事们还劝她不要太在意有些领导的“业余爱好”（时至今日，这种现象恐怕愈演愈烈）。为了迎合李老的钓鱼爱好，一众人等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可鱼就是不咬钩。乡长严肃地批评肖望发：“我可告诉你，李老要钓不到鱼，你要负政治责任的。”当得知给省委郭副书记准备的好饭被吃掉以后，乡长更怒斥肖望发：“你简直在开政治玩笑！”能把钓鱼和吃饭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怕不多见吧。就是基本的吃与喝，想把对方陪高兴了，也得下一番工夫，甚至付出大代价。李老讲究朴素革命作风，提出了“四菜一汤”的伙食标准。这可给肖望发出了难题：又得让菜显得丰盛隆重，还得符合领导提的要求，着实考验人。接待工作不仅“斗智”，有时还得“斗勇”。影片里，乡长让还在吃药的李会计去陪外省代表团，以命令的口吻说：“喝出毛病来，按工伤处理；喝死了，算烈士！”所以有时候，体制内人士抱怨应酬多还真不一定是矫情。曾经有部主旋律影片《生死牛玉儒》，就塑造了一位身患癌症还“坚持”喝酒的领导干部，细想之下真是哭笑不得。鲁迅在《捧与挖》里写道：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所谓“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其实也就是对自身利益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为了化解这种“不安”，地位较低的人往往要将地位高的人“捧”起来。这种“捧”，也不全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所引发“巴结”之风，而是已经演变成一种楔入民族深层集体无意识的“接待文化”。一旦某种思想观念为一个民族所基本认同，它就不再是个人的喜好。接待文化是中华礼仪的精髓要义，接待工作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迎来送往，扫榻以待，这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往往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而且所谓接待文化，其发挥作用的场域并不局限于官场，而早已弥散到其他公共空间。比如商务往来，搞市场开发的人不仅要“会来事儿”，往往还得有酒量，这基本是“职场共识”。又如当代很多人焦虑的“给老师送礼”，大概能理解普通家长的想法：不是我想对老师怎么样，而是其他家长都送礼了，如果我不送，我家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有个大学同学现在是高中老师，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就说有些家长还真是“你不收下都不行”的那种，搞得老师也很无奈。像这种情况，就是社会的风气使然了。之所以“捧”，是因为在某种语境下，双方地位极其不对等。之所以要加限定性前缀，是因为这种“地位关系”是可能变化的。比如在商业往来链条中，面向下游的供应商很可能变成面向上游的客户，“捧”和“被捧”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样了。我还听说过，以前的一位老师，过年期间到某位同学家里去拜访，因为后者出身“官宦之家”，这种情况下家长也没必要去“捧”老师。明朝时期的海瑞在担任县学教谕时，面对来视察的督学官，坚持只行“长揖”礼，与左右跪拜的两名教官形成了突兀的肢体反差，宛若一个汉字“山”的形状，因而得名“海笔架”。海瑞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以后，更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废除“常例”——就是县里的小金库，正常和非正常接待、公关、送礼的费用都从这里出。他还发布了《禁馈送告示》，至今仍然是古代廉政公文的名篇。问题在于，海瑞毕竟是个“异类”，他拒绝“捧”，最终也遭到了同僚的“捧杀”。海瑞坚决反对“接待文化”，却成为同僚的眼中钉、肉中刺，可见“接待文化”背后，其实是“大环境”在起作用。鲁迅也总结了“捧”的恶果，那就是助长贪欲，腐蚀人格，甚至导致恶性循环。《来的都是客》能表现这个问题，是相当值得激赏的。影片结尾，李老和马司令早已看穿一切，郭副书记也是为了检查“吃喝风”刹住了没有，这其实还是传统叙事的“青天大老爷模式”（其典型代表如《窦娥冤》《我不是潘金莲》等）。乡长和“八把手”为准备饭菜争得面红耳赤、大动干戈，但其实他们都是真诚而可爱的人。当然了，更不应责怪“来客”。如前所述，这是“民族性”的问题。本文版权归作者于成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