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斐：一个消失的阶层

历史褶皱里的官商往事（一）一个消失的阶层文/杨泽斐他们是一群在传统社会的夹缝中生存的群体，饱受统治阶层的压榨、歧视与排挤。在统治阶层看来，商业意味着对秩序的侵扰，赋税的流失。在诸多历史时刻中，他们或淡化在历史背景中默默无闻，或被贬斥或被杀戮，从来没做过历史的主角。但他们大多数人从刀具到盐池从茶叶到纸张，正式他们的点滴努力才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历史的走向。在看完央视制作的20集电视纪录片《中国商人》后，一个经典性的问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在千年的文明中，中国商人对社会进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中，在士工农商四民分业的社会中，商人总是这个序列中的低端。在煌煌史籍中，它或默默无闻，或是一个被边缘的化、妖魔化、脸谱化的集团。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中，他们的的背景是晦暗不明的。在中国的正史里，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美好叙述，商人集体缺席，《史记》总共一百三十篇的本纪、世家、列传中，只在“货殖列传”中留下了商人的只言片语。在官本位社会中，权力的基因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他们或依附权力而致富，或巴结权力而自保。令后世兹兹在念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发家与衰落成为那个时代政商关系的最好注脚。由于傍上了权臣左宗棠，为其操办粮饷举借外债从而富甲天下，也因与洋务大亨盛宣怀交恶而家财散尽。政商之路能让商人们登堂入室，但也伴随着官场邪恶生态，一不留神就马失前蹄，甚至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们或因作奸犯科而身陷囹圄，或因改朝换代而满门查抄，或因农业社会商人的“原罪”而被歧视。无论是官商勾结还是攀附权力，都是权利稀缺、制度扭曲下的无奈之举。它是在一定制度环境下个体的自保生存策略，随能一时间换取商业的繁荣，但无助于商人阶层和商业环境制度的整体改善。作为商父的范蠡很早就参透了商业与权力的关系。在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就霸业之后，便功成身退，隐姓埋名，勤勉商业，仗义疏财。然而在传统的官本位社会中，政治资源的流向决定着财富的分配，商人阶层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商人阶层必须仰仗权力的鼻息才能得以生存。传统官僚制度中所有权的保护习惯可以解释中国商人采取的“官商一体”的路径依赖的原因。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君主掌握着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作为皇权代理人的官僚集团则构成了民间财产权的最大威胁。财产殷实的商帮集团自然对“政治老虎”的盘剥与吞噬十分警觉。在专制政体下，官僚阶层对财产权带来不确定性，商人对财富的安全焦虑迫使商人与官僚合作。在诸多策略中，通过科举制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并通过血缘关系加以维系成为商人的一项重要投资，即“以末富之，以宦贵之”。因此，在晚明传统中国社会的余晖与资本主义曙光初现之时，初现了大量官商一体的商业网络。但是，这种表面上有效的财产制度反而成为制度创新的负累：财产安全维系与宦海沉浮，前途未卜的官员，不啻于一场赌博。一旦商人苦心孤诣培养的政治靠山死亡、离职或失势，背后各种政商联盟立刻土崩瓦解，无论采取何种官商结盟的策略都无法保证商业的基业长青。随着政商关系的变动，商人们苦心孤诣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盛极而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成为大商人们的诅咒。吴晓波说，中国的企业史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中国作为国有制度的故乡，本能地排斥民间商业，以满足专制社会“利出一孔”的需要。对民间商人的打击本是就是专制社会的原始本能。在统治术当中，“均贫”是一条根本性战略，帝王只有将百姓维持在温饱线一下，让百姓依附权力才能驭民，否则“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一旦出现，这将是统治者的噩梦。曾几何时，对商人的仇视乃是中西方文明的共识，从犹太人从事金融业的仇视，到圣经中“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针还难”的排斥。历史竟晦暗不明地成为两条平行线，直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方世界才打破仇富的枷锁，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当晚清风雨如晦的历史中，中国在被迫的背景下迎来了工商业文明重建的曙光，“兵战”到“商战”成为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中心的任务，虽然这个群体在悄然成长，其职业特性决定了企业家阶层对社会变革的理性、温和的态度，天生是激进主义的克星，在群氓激情四射地拥抱革命时，总是冷静保守，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锻炼千年的国有体制一再粉碎了企业家阶层对政治变革的春秋大梦。对于社会变革，企业家阶层是可有可无的配角，他们在近代史的叙述中是懦弱的，是见利忘义的，是被官僚和外国人双重盘剥的人，一旦与官僚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便成为民粹主义者剥夺、专政的对象，他们自发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阶层一再被打断。在国运衰微的近代，在传统通过科举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体制被打碎之后，商人阶层是一个从边缘中生长出来的新阶层，其商业智慧与务实浸淫让他们比政治家、革命家更具理性，他们也希望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有机会成为只配国家命运的英雄人物，但无奈的是，由于商人阶层无法正确处理自己与强大国家机器的关系，在重大历史关头，他们做出了错误的抉择，最终将自己拖入的深渊。奢靡浮华是堕落的渊薮，实干才是真实的底色。千年文明史中总有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浇灌着中国工商业文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过，贸易是的天性。近三十年来，虽然在扭曲的制度环境下，商人阶层有着所谓的“原罪”，与中国当代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但商人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在提升，人们不再以经商为耻，一大批熊彼得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引领创新、积累财富方面走在了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前面，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这将是引领中国未来变革最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我想，经过中国近代火与炮、战争与革命的淬炼之后，新的工商业文明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