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女人

美国南方的女人跟中国的“南方女人”意思可不大一样，除了“南方出美女”这点共通处之外，美国的南方女人可比中国南方女人彪悍多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农牧业为主的保守南部世界要站稳脚跟，女人性格上不强悍些不行；另一方面南方的长久奴隶制使黑人女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垦荒种地、扫撒整理、烹饪清洁，家里家外无所不包。对一个习惯了将委屈与不公往肚子里吞的政治弱势群体，内心不坚硬彪悍可怎么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呀？！根据美国女作家凯瑟琳·斯多克特2009年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相助》（TheHelp）讲的就是六十年代初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这些南方女人的故事，尤其那些给白人中产贵妇们充当家仆厨子的黑女人们的故事。六十年代初的美国正是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领导的平权运动激烈之时，白人主妇vs黑人仆役，这怎么不是种族歧视血泪控诉的好题材！实际上，这类型的种族控诉电影好莱坞从不缺乏，经典的有《如何杀死一只知更鸟》（ToKillaMockingbird）、《谁来晚餐》（GuessWho’sComingtoDinner），近期的则有《烈血大风暴》(MississippiBurning)、《美国历史X》(AmericanHistoryX)、《撞车》（Crash）等。只要这个困扰着美国社会两百年的不平等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这题材便永远保持活力，绝不落伍。但《相助》与之前那些苦大仇深的种族题材作品的差别在于它十分女性化的明快基调。就说电影海报吧，亮黄背景色，女主角着嫩粉色及膝连衣裙，映衬旁边大朵玫瑰花枝图案的无袖洋装美妇，两位站立的黑人女仆深浅不一的灰色制服，配白围裙、小翻领，电影名字则由粉紫色的字母书写。这些明亮的颜色啊，还有那些充满了六十年代特色的布景装潢、看了就叫人欢喜。但这并不是说电影所表达的主题不深刻、问题不真实；正相反，故事中白人姑娘斯琪特（EmmaStone）违反当时的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法律，执意采访身边的黑人仆妇，偏要从她们的角度描述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这本身便是个了不起的严肃主题。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女仆艾比琳（ViolaDavis）抚养了那么多白人小孩长大，自己的亲生儿子却遭白人歧视、虐待，终被夺去生命。艾比琳的痛与恨是真切的，但她的善良却更加光彩夺目。无论遭到怎样的言语攻击及人格侮辱，她对孩子的爱都分毫不减，她会操着文法错误的英语一遍遍告诉被父母忽视的白人孩子“你善良、你聪明、你重要”；她会在同伴米妮（OctaviaSpencer）遇到困难时出手相助；她也可以终于克服对自身安危的恐惧，选择迈出危险而光荣的人生一步。而开心果一般的米妮便更不用提，只要她出现的片段就必然小小高潮迭起，笑声满满，欢乐不断。这样明快而开朗的叙事角度配合浪漫温馨的摄影色调使《相助》在作为严肃剧情电影的同时还具有了喜剧的特质，观众在笑声的节奏中与这些各具特色的南方女人们一同经历感情的低开高走、起伏跌宕，就连相对脸谱化的恶女人们也有各自的人生处境，有可恨的嘴脸，也有可悲的无奈，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依然不乏迷人之处。也许正因如此，小成本小制作的《相助》这本不讨巧的种族题材才能连续三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口碑人气双丰收，为第84界奥斯卡季打响了漂亮的第一枪。我也特别为这样明朗乐观的女性基调着迷。照理说，探讨一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问题，最容易打出的便是种族牌、民权牌、平等牌，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在同情心与内疚感的双重驱使下，说服人的目的不难达到。不这样做的原因除了立意求新这个可能的因素，我觉得还跟故事的出发点有关。就如同影片中的白人姑娘斯琪特不要干巴巴地讲道理，而是从黑人仆妇的角度来全方位展示她们生活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真实感受，《相助》的出发点也并不是要单纯地向读者及观众来阐述黑人妇女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及社会不公——影片中所有涉及到大时代大事件的细节都匆匆掠过，或采取侧面描述，或作为人物行动的烘托，总之政治斗争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这些南方的女人们，是她们在这样的境遇中所经历的煎熬，所作出的选择，所激发的感受及所展露出的真实人格。这些真实的东西有的卑微，有的天真，有的沉重，但她们的共同特色却是坚强、乐观。她们并不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面对人生，与怨念形影不离；她们在冷静自制中以一种近似优雅的态度和命运周旋，同生活和解。这种优雅的周旋是一种极为迷人的强大力量，它使一个人的灵魂从“以恶对抗恶”升华到“以善激发善”。这是《相助》了不起的地方。这种从正面鼓舞人心的善的力量，我觉得便是女性的力量。读书时在发展经济学课中我记得有个话题谈到了男女在面对困境时的不同反应，说统计资料表明女性较男性更不易自暴自弃，在家庭困境中女性往往取代男性成为家庭的中流砥柱。我想这大概能从某种角度解释在生存环境更为艰苦的美国南方，女性为什么往往是家庭生活的核心。从《乱世佳人》中永远铭记“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那野草般顽强的斯嘉丽到《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痛苦而激烈成长的米克，再到《相助》中坦然直面命运的艾比琳，南方的女性们一直仰着她们高昂的头，在烈阳与酷暑中不断趟过泥塘向前走，向前走。而跟随她们脚步的还有时代的进步。1963年，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翌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4民权法案》，在法律上废止了雇佣关系中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国籍的歧视。这是民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女性斗争的胜利。《相助》中艾比琳在穿透大橡树的明媚的清晨光线中缓缓走向镜头远处，失去了工作的她对生活不再恐惧。她可以写作，她还可以成为作家，她知道文字的力量终将超越种族。斯琪特的男友不能接受一个白人姑娘与黑人女仆同一阵营，但斯琪特可以北上纽约，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个能够让女性获得选择与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善的社会，这样善的社会终将走向未来。本文版权归作者艾小柯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