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步入瓶颈的港式类型片

自从《无间道》横空出世后，港产警匪片便有了新一轮的格局，首当其冲便是主题上开始不满足于一般的商业诉求，而开始阐明一些类型片之外的生存之“道”。《无间道》的“道”字申引来自《涅槃金》，并且在佛学教义中大做文章，自此之后，港产类型片中就大行“救赎”之道。《火龙》在主题上与过往的《伤城》也并无太多突破，教人忘记过去，戒嗔戒躁，同样是“救赎”体的类型电影，更拿来“火龙”民俗来做文章，除了文化保育作用外，这方面的使用倒是显得新鲜。但是电影的缺陷也是由此而来，电影用“火龙”象征去除瘟疫的精神力量，却又太过执着于宣扬“去除瘟疫”的教义，而忽略了类型电影的商业本质，电影结尾有一段黎明的独白，将电影的拍摄目的说得相当“露骨”，过于作者论的企图无异于画蛇添足，非得将一部商业电影拔高层次，结尾更落得“火龙”民俗宣传片一般的结局，实在使电影效果大打折扣。撇除电影“论道”的伪作者论不谈，从类型片上看，《火龙》确实是一部精彩之作。在场面的处理与动作场景的设置上相当圆熟，是林超贤自我风格提升的一部佳作。数年前，林超贤在《重装警察》中展现了自己在武器装备方面的研究，年前有《神枪手》为狙击手树碑立传，《火龙》在枪械装备上并没有太过特意着墨，但各个场口的枪战戏却做得精致而震撼，继续强调了他在枪械动作方面强调真实质感的努力。可贵的是近来的林超贤作品每部都欲在画面上表现出一番新意，上次用纪录式镜头完成《证人》，此次的《火龙》则使用对比度高的鲜亮画面完成于“火”字主题的互相照应，片头的一段定格黑白长镜则相当有镇场的威力，甫开场便能令观众瞬然入戏，开头的设计显然也是沿自于《证人》片尾的定格技术，林超贤对于技术的迷恋可见一斑：从道具到画面，他的技术癖好让他的电影显示出了一种固定的“格局”——尚未算得上风格，却十分有标签性的意义。《火龙》另外一个亮点是电影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的人物塑造，除了沿袭了双雄片的形式，两位主角的个性更是设计成善恶难辨，电影以人性出发，在人物正邪两面性上大做文章，使得电影显得更为真实及有人情味。其实港产片早有在人物多面性的处理上有着优良传统，人物亦正亦邪的设计在古典小说与武侠小说中就已经有了源头。但是《火龙》的非凡之处在于，它的两位主人公俨然都算不上正面角色，但竟然能够安然避过广电局的剪刀，就这点而言，他的代表性意义就已经不言而喻了。香港类型片喜欢用佛家哲学来做文章，一方面对外带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子，一方面也是在宣传香港保留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但类型片格局不停地在宿命与怪力乱神的思路中行行进进，踏到今天已经类似一个死角了，无论是“佛经”还是“龙”，讲得多了都难免有点神神叨叨的嫌疑，连杜琪峰都已经从心理学上开始着力了，香港的其他电影导演却依旧死守着旧观念不放——也未免太过安土重迁了。早期香港警匪电影有吴宇森的浪漫主义，后期有杜琪峰的黑色宿命论，而后刘伟强打造出另一番辨证哲思的新境界，如今呢？其实香港电影的东方特性不能丢，但总是“宿命与救赎”那一套，就实在太过不思进取了。《火龙》在整体的格局上表现上乘，但在创意和主题上的无力也相当明显。林超贤之所以长期以来无法形成自己的强烈风格与作者能力，在剧本方面的短板似乎不能再无视了。《火龙》纵然精彩，依旧逃脱不了一般警匪片在人脑中转瞬即逝的命运，始终成不了经典。【网易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