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意义

第一次接到法院传票的电话时，我一身冷汗。尽管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老古语在先，但仍敌不过我心里对“法院传票”这四个字的敬畏，脑海中的搜索引擎马上启动，找寻最近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和“法院传票”沾边的事儿。一件没有。倒是想起了最近新闻中报导的新出现的几种诈骗案，其中一种就是利用电话诈骗，手段林林总总，方法拐弯抹角，结果总逃脱不了一句话：把钱汇到指定账户，一切方可息事宁人。不过，这些手段和方法中尚未提及“法院传票”，想必诈骗分子还不敢胆大妄为到“太岁爷上动土”的地步，（事实证明了，永远不要低估了诈骗分子的想象力）。所以当时我还是琢磨了半天，现在想起来自然可笑，就像《服从》这部影片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可笑。如同任何一起事后分析起来竟毫无技术含量的骗局一样，《服从》的故事总让观众为剧中人物的智商着急。一个忙碌的周末，快餐店的值班经理桑德拉(安·唐德饰)突然接到警方电话，声称她的一名女店员贝基(德瑞玛·沃克饰)偷了顾客的钱包，顾客跑到警察局报案，因为警察局现在人手比较紧张，这位名叫丹尼尔斯的警察在电话中就命令桑德拉协助办案。首先要把贝基控制住，接着丹尼尔斯指导桑德拉对贝基搜身，此后的故事越来越离奇，就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甚至有些荒唐。实际上，许多诈骗事后想起来都非常的幼稚，就连受害者自己也不相信，这么幼稚的骗局，自己怎么就入局了？最终也只能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解释。其实，《服从》的重点并不在于骗局本身，因为这场骗局太拙劣，有经验的观众在一开始便能猜到骗局中的关键要素，那个警察是假的。有些观众据此便认为，故事不可信，尽管影片开头已经声明：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甚至在结尾，导演还用具体数字来增加这一声明的可信度，相必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潜意识里也认为这场骗局着实不怎么高明，所以才一再二二再三的用“真事改编”来消解观众对剧情的排斥。那么，这场拙劣的骗局如何起作用的？骗子声称自己是警察，并煞有介事的以协助警察办案为理由指导受害者的行为，或许正是骗局得以成功的关键的因素。其中不乏反映了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思。上世纪六十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来探讨人们对于权力的反应。他找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作为受试者，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受试者充当“教师”，在实验者（斯坦利及其助手）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受试者便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后来，斯坦利又改变实验要素，做了19个独立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这些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引起了人们对权力、个人道德以及自由意志三者关系的谈论。世界各地的许多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又重新做了这次实验，以期“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两个变量的引入能改变斯坦利的实验结果，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实验结果和斯坦利的基本吻合，这无疑说明了，对权力的盲从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天性，不分时间和地域。《服从》实际上就是斯坦利实验的电影版，它以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盲从。在这个故事中，冒名警察充当了实验操作者的角色，值班经理（及其未婚夫）充当了受试者的角色，而可怜的女店员充当了“学生”的角色，不断反抗，却遭到越来越强的“电击”。值班经理在快餐店这个小团体里尽管原本就有点小权力，平时还算平易近人，但自从受到“警察”电话这个更大权力的指导，观众可以看到她的权力慢慢得到加强，最终其身份已经因权力关系而与警察认同了，仿佛自己也穿上了警服。看到这里，人们不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又名“路西法效应”。就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十年之后的1971年，斯坦利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研究小组从70名应征者中选出24名实验者（他们都是美国大学生），随机抽出12名，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12名饰演囚犯。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最终，看守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衣服，拿走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囚犯空手清洗马桶，关禁闭等，然而，局面还是完全失控。第六天，在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的道德质疑下，实验不得不停止。2001年的德国电影《死亡实验》就是以此为蓝本改编而成，2010年，好莱坞又进行了翻拍。《服从》中，冒名警察让值班经理找人看管贝基，因店里的工作人员很忙，值班经理找来自己的未婚夫伊万来看管。在快餐店的仓库里，伊万和贝基基本上重演了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尽管伊万没有穿警服，贝基也没有穿囚服，但是，警察的电话赐予了伊万一套无形的警服。对于剧情外的观众来讲，这套警服因警察的冒名而显得荒诞不经。但剧中人物对此却深信不疑，所以才令贝基的对自己囚犯角色无能为力，只能任人宰割。如果冒名者冒名的不是警察，故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正因为是警察，一个权力机构的象征，才使得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何以在权力面前，人们会如此的盲目服从？斯坦利的实验证明了这或许潜藏在人的本性内。这种本性可能部分的源于生物学，而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社会学，或许是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通过种种的惩罚手段（就像影片中伊万奉警察之命对贝基的惩罚一样），把“对权力的服从”内化到种族的基因里去了。这是意识形态最成功的，然而也是最可怕的结果，人如果丧失了对权力的反思，便只能“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此时，批评的意义便体现出来。因为，批评首先需要反思和质疑。《服从》的结尾，出于道德的责问，伊万不想再看管贝基，值班经理只好请另外一个员工哈罗德来看管。冒名警察又要像指挥其他人一样指挥哈罗德，哈罗德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虽然只有一个词，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重量，它彻底改变了《服从》的剧情，如果这个词提出的更早一切，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其实，剧中也有人有机会提出这个词，但是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欲言又止。之所以被哈罗德提出，并不只是因为哈罗德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当警察在电话中要指挥他脱掉贝基的衣服，检查是否有被盗的东西时，哈罗德说：“我不认为看女士这么裸着是一件得体的事”，这样的道德底线，剧中每个人都有，为什么那些人就轻易的按警察的命令脱掉贝基的衣服，尽管他们内心也曾犹豫不绝？在权力面前，很多人容易丧失自我，或许是出于对权力的过度信任，或许是出于权力的淫威，自我的丧失使道德底线也随之坍塌，而哈罗德却没有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一种权利——对权力的质疑和批评，尽管这并不容易。然而，正如E•B•怀特在《镇民会议》一文中所说：“人们为权利而奋争，毕竟是件好事，否则，时间会像老鼠一样，一点点的吞噬掉这些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