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共同的60多年历史中,能同时获得两大殊荣的只有五部电影: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马塞尔•坎马斯的《黑人奥菲尔》(1959),克劳德•勒鲁什的《男与女》(1966),施隆多夫的《铁皮鼓》(1979),以及比尔•奥古斯特的《征服者
佩尔》(1988)。而比尔•奥古斯特是仅有的7名“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之一,同科波拉、今村昌平、库斯图里卡这些伟大的名字站在一起。一切证据都表明:《征服者佩尔》应当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一部划时代的杰作。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不完全是那样——至少我这么认为。我想说,《征服者佩尔》原本可以成为一部更好的作品,至少比现在要好得多,但一个糟糕透顶的剧本毁了它(尽管它改编自某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小说)。《征服者佩尔》是一部野心勃勃的电影,显然它不满足于诉说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而是妄图冷静的陈述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在人们身上留下的种种印迹。奥古斯特在电影中设定了两个主观的“镜头”(或者称为“视角”),一个是佩尔的眼睛,跟随者佩尔的目光我们看到他人的苦难;另一个是佩尔的影子,站在佩尔的身边我们看到佩尔自己的苦难。奥古斯特的两个视角,使《征服者佩尔》成为一部描述“苦难中的人们,以及人们的苦难”的电影,这本身无可非议,悲剧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描述苦难。透过佩尔的影子,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悲惨童年所必须的四大要素——没有母爱、老师的排斥、同学们的取笑、同龄人的欺侮像邮票一样在电影中被集齐,当然,为了让主角能学习到友情,还需要给他一个好朋友,当然这个好朋友也需要饱经苦难……是不是觉得很熟?当然,因为这同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并不优秀的电影、TVB的连续剧、韩剧、琼瑶剧、每天晚上都在各省级卫视轮番播放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它们的剧情完全没有任何区别,尽管你可以说人类的苦难是普世的苦难,但我们怎么能忍受当我们打开一个飞利浦的影碟机,里面却在放着河南卫视里电视剧的内容?而透过佩尔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怀着美国梦的工人对工头的反抗,他最后变成一个痴呆;一个富家子喜欢上了女仆,然后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残忍的把他们的私生子杀死;一个鳏夫看上了一个“寡妇”,然后“寡妇”的老公突然又回来了;一个农场主强奸了他的侄女,然后被农场主夫人一刀阉割……比尔•奥古斯特有着把新现实主义普及到全世界的野心,但问题在于,如果电影中的那些故事,可以完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樊篱,像蟑螂一样满世界钻来钻去,那“现实”还将安在?新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擦鞋童》就应该发生在战后的意大利而不是美国,《猎人》就应该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希腊而不是古巴,《小武》就应该发生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而不是日本……再来看看《征服者佩尔》里的那些故事,它们从冯梦龙到莎士比亚到海明威,从中国的古装剧到日韩剧到好莱坞的煽情片,同样的悲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毫无例外的发生,而只不过现在,奥古斯特把他的剧场从河南卫视搬到了丹麦。还好,奥古斯特在最后的镜头里告别了中国的卫视,佩尔在海边的奔跑很明显是向《400击》的致敬。是的,任何一部虔诚的与成长有关的电影,有什么理由不向《400击》致敬呢?最后,如果说《征服者佩尔》还有伟大的一面的话,那就是它的摄影。我要感谢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尽管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赞支持者,他神奇的景深镜头像黄土一样质朴,像伏特加一样醇香,正是他的美妙创造,让我觉得过去的两个半小时是在享受电影而不是在虚度光阴,我想,这也是法国海滩和柯达剧院那些苛刻的评委们选择这部电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