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沉睡的硬刺

永不沉睡的硬刺马可·贝洛奇奥小传：马可·贝洛奇奥（MarcoBellocchio）1939年出生于意大利皮亚琴察大区的小镇Bobbio，与中国观众相对熟知的贝托鲁奇并称为意大利影坛国宝级两大巨匠。他的作品自1965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创作剧本奖”与“最佳导演奖”起，便在四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频频问鼎欧洲三大电影节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奖的提名，却频频抱憾。2011年，他本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并被赞扬为“现代电影中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贝洛奇奥带着他的《睡美人》又回来了。“我”，一个意大利人若单单作为一个左派政治电影导演贝洛奇奥不可能在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保持长盛不衰。他的特殊，在于他在所有意大利当代导演中是个独一无二的斗士，他在从事电影行业的整个生涯里都在为意大利普通个体和公共政治间的种种弊病作斗争。他的作品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有着特别紧密的关联性，他的电影对个体面对公共政治时的复杂心理给予了极为热情的关注，并且不断以“贝洛奇奥”的方式电影化贝洛奇奥的眼睛看到的社会现实。贝洛奇奥的电影曾引发了一系列难解的问题。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那些由他抛出的问题在1960-1970年代的欧洲大陆曾掀起过苦涩的辩论，并由此诞生出一大批对抗私有化加剧，具有主体反思性的电影。贝洛奇奥的电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萌芽的，从这一时刻起就与意大利本国人民的命运和意大利文化紧密缔结在一起了。对比同一时期开始进行创作的贝纳多·贝托鲁奇其人其作品，我们更能够感受贝洛奇奥一以贯之的本土化与专注力。对于公共与隐私的讨论是大部分“贝洛奇奥电影”主题词中尤为关键的，因为它最能触及媒介讨论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个敏感问题，贝洛奇奥的讨论方式独特而有趣=——他能够绕过诸多的外观展现、事件描述，直接接近人物内心——这一更广阔的空间，描述政治中个体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症疾。他不像贝托鲁奇，早早地就将目光从本国人民身上移开，80年代起他所拍摄的影片已经基本与本国政治和文化脱净关系了，从空间上的异世界，到时间上的异时代，贝托鲁奇其实想要寻找的都只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同是六七十年代脱颖而出的当代意大利电影巨擘，但贝洛奇奥与贝托鲁奇不同，贝洛奇奥从未真的远离那个动荡年月留下的烙印，也从未把目光移向意大利国土以外的任何地方。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身份对整个民族和历史进行严酷的剖析揭露，从而使她能够自知，自省，走向真实。在中国，他的影片被诸如著名学者郑雪莱等人毫无疑义地地划为意大利政治影片中的第三种类型——“反映并推崇极左思潮的影片”。贝洛奇奥的早期作品如《口袋里的拳头》《中国已近》被评价为“三股极左思潮即无政府主义思潮、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和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结合为一”。但是在近十年的贝洛奇奥无论在采访中还是在电影里都表现出对早年政治观念的反思。“《中国已近》的错误在于我曾主观地认为，就凭我在国内收集到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经验，就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意大利的历史。而恰恰就在那一年，大学里发生了暴动，我的这一错误造成了我的意识危机，现在我已明白仅仅是攻击资产阶级的表征已是不够的了。”有趣的是，在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中，马可·贝洛奇奥应邀作为意大利国家电影的代表来到中国。却只被允许放映了一部半自传性质的晦涩影片《不是姐妹》。可惜了，中国观众无缘在银幕上一睹他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经典佳作。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贝洛奇奥对意大利社会和谐表象的强大破坏力，既可被读解为是种对社会权力机制的反映，也可被解读为某种针对自我与他者关系重新设计的解决方案。又或者，我们可以把焦点对准这些影片的源头——将影片看作是贝洛奇奥的私人影像。所有镜头中的人和事都可以看作是贝洛奇奥个人心理的合理化演绎，每部电影都是他理智与感情的爆破点。硬刺关于马可·贝洛奇奥电影中所隐含的政治观念以及社会立场好像已经各种舆论媒体被过多地讨论了。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要做意大利社会中那根难以拔出的硬刺，一枚掀起波澜的深水炸弹。贝洛奇奥以鲜明的态度拒绝了商业电影的操作方式，拒绝了一切宗教、政治、社会强加的思维枷锁。以战斗的姿态，暴力地废除一切温情脉脉和柔筋软骨。不似同时期的其他导演，贝洛奇奥的影片中没有一丝伤感的影子。他的作品如一把匕首，借助剧中角色的手，剖向的是自己的心脏。贝托鲁奇曾在《戏梦巴黎》的电影访谈里说当年他在罗马实验电影所时和贝洛奇奥都立志要拍出新型的意大利电影：“什么是意大利新电影？那就是帕索里尼之后我们还想说什么！”于是，1965年，贝洛奇奥的首部影片便震惊了当时意大利社会，成为引爆70年代反映学生运动、政治批判性影片的生猛之作。这部《口袋里的拳头》，如同一场滑稽的亵渎仪式，是贝洛奇奥电影的第一步。他以无情的面孔狠狠撕碎了邓南遮式的颓废主义，并且将资产阶级使人异化的制度完全唾弃。帕索里尼在他的《异端的经验》一书中，对比了同一时期刚拍了《革命前夕》，气质伤感、立场摇摆不定的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说他：“这是‘在保守中发臭的陈旧的色情’，而贝洛奇奥则把它放在讽刺和精神分析的筛子中过滤。”的确，贝洛奇奥自己作为一个外省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他在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中就声色俱厉地抨击了一个外省资产阶级家庭自毁性的惰怠及伪善。片中看上去不正常的弟弟亚历山德罗与看似正常的哥哥奥古斯托比较起来，虽然亚历山德罗又疯狂又偏激、且所有行为缺乏正当的目标，却是鲜活生动、具有创造力和积极驱动力的，一点也不似哥哥的行为透露出的陈腐、势力、伪善。应该说弟弟亚历山德罗的家庭“大清洗”是一种以反伦常的残酷手段实施的更新换代。在贝洛奇奥的早期影片中，这种着了魔似的疯狂地、暴力地、残酷地破坏旧有制度的精神特质都一直存在。贝洛奇奥的早期电影从不回避自我的丑陋，总是从内心出发，摄取并重新设计了一种超越原有套路的叛逆表达。他的影片曾经可以看成是社会变革中过渡阶段的产物。那种过渡阶段的内涵其实是找寻揭露社会精神病症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个辩证虚幻和现实的复杂的游戏。自我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由于没有固定的归属和成熟的表达方式而迷茫混乱、四处碰壁。现在，贝洛奇奥的电影作品已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找到了属于它的表述方式，他的影片建立在政治与个人间的复杂关系之上，然而贝洛奇奥不仅探讨公共、政治，个人和隐私，而且会对两者间的接口进行种种盘问。这种公与私之间的争论，如同一种易装，是如尔所见贝洛奇奥电影中最有趣的所在。他的电影再三地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发生碰撞，每当他有新片上映，右派的批评家和政府官员都恨不得把他送进地狱。毋论他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一出来时，里面弑母弑兄毁坏资产阶级家庭的暴力情绪如何令媒体一片哗然地指责他丧尽天良人伦倒置；紧接着的《中国已近》又极其尖酸刻薄地嘲笑了他们的当时的政局。老贝与右派媒体的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2009当贝洛奇奥以影片《征服》杀入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因太过尖锐和具有针对性而与金狮撒肩而过，令贝洛奇奥愤懑不平地拂袖而去。但公道自在人心，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颁发给贝洛奇奥的“终身成就奖”可谓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今年，贝洛奇奥带着他新的炸药包又回到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沉睡的美人》将再次在评委席中掀起一番争论不休。女性的躯体在马可·贝洛奇奥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喜欢用近景镜头在暗室里长时间观察女性的表现，窥伺她们最细微的表情。他喜欢那些长着美丽有神大眼睛的女演员，喜欢让镜头去竭力捕捉她们的目光，仿佛那不是眼睛而是面镜子。通过他的镜头，女性角色身上往往带有一层超验的宗教感，仿佛她们是这个混乱污秽不堪的男性世界的献祭品。她们的存在更加本真和自我，如同某种不能被合法化、需要被隐藏起来的精神活动。她们要么太过美好，要么太过危险。相较于这个男权社会的种种思维方式，她们的存在相当于某种异端。在贝洛奇奥的眼中，她们的真实与自由往往会成为这个社会压制甚至迫害她们的最好由头。女性在坚持自由意志和维护自身原则的同时，还要面临是否与来自男性社会的胁迫相妥协的问题。这也是为何他一次次在各时期影片里将女性与精神病患者放在一起展现——在女性的躯体上感受到的不适同样使贝洛奇奥有所感触，因为这种不适类同于由政治的胁迫与压抑带来的不适。因此他也为那些不愿轻易妥协的女性所感动，他愿意把目光停驻在她们身上，如《征服》中忠于内心坚持自己与墨索里尼的对等情感和社会地位的伊达尔，《奶妈》（《难以抗拒的温柔》）中坚守本性中温柔的母爱、同时追求自由的安妮塔。有时他更愿意设想或鼓动她们对抗这个总想将她们改造得更温顺服帖、更容易加以利用的社会，例如在塑造《早安，长夜》中的安娜时，他赋予安娜对于恐怖行动的怀疑和超出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温柔怜悯的反思。甚至，他过于投入地让自己与这些女性感同身受，以至于在《婚礼大导》中，他把自己的影子放置在主人公艾里卡的身上去激发西西里公主不受约束的爱欲，努力逃离父权和家庭的诅咒。女性的思维，作为两性社会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存在，大多数时候是以一个独立坐标的形式对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进行另类的读解。这种另类和旁观的冷静，与贝洛奇奥电影的特点也不谋而合。女性作为男性社会的旁观者，她们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反思性和洞察力也是贝洛奇奥电影所希望拥有的。借用女性温柔的躯体，和柔驱中所爆发出来力量，是一个撕开主流固有思维模式的好方式。这些被借用的“女性”的躯体，有效地帮助贝洛奇奥表达他被边缘化的旁观者立场，并帮助他达成他与主流政治间稍显温和的对话交流。沉睡的美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睡意的国家。这就是我想要展现的。《沉睡的美人》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贝洛奇奥这样描述他的新片《沉睡的美人》。他在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起立鼓掌，他说：“从我听到的和在电视上看到的，我知道，我所讨论的东西是要被攻击的。但至于我的反应，其实我脑中先出现的是图画，然后是角色，最后才是剧本。今天你们看到的这部影片并不是一个有主题的电影，我不想强调任何原则问题。这部片子是关于几种不同的觉醒和未觉醒。女主角Eluana是个叙述的情节主线，但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思维上的题外话，以及自满。因为没有Eluana这样的人，‘睡美人’就不会醒来。”贝洛奇奥以电影化的方式打量着当代人的无能、孤独和被囚禁的可怕。他尝试使用一切线性和非线性的手段去实现与潜意识的对话。而单单有如亚历山德罗所说的“克服一切反对意见的出现”这样的姿态是毫无意义的，而只有放置进自我无意识表述的浑然天成的姿态和语言才能带出一种如至高无上的真理般的“谬误”。于是贝洛奇奥摒弃理性的操作，在一个辩证的过程中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他所承诺的“克服”。人物的潜意识隐藏在镜头之下，这种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流动的危机就像开啤酒瓶一样，你不会知道瓶中的液体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倾洒出来。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走过，欧洲70年代动乱中的喧嚣渐渐沉寂，对社会、政治、宗教的弊端大举批判的思潮也慢慢褪去，贝洛奇奥曾是六十年代末带领着一代人进行意识革命的先锋，而现在的他用更加思辨和成熟的影像反思历史，盘查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间的意识对位关系，用笔更加轻灵，却依旧锋利有神。原载《环球银幕》10月刊乔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