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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作品《老狗》讲述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却蕴藏了无限深意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藏区某地，一只年老的藏獒，将老人、儿子与卖狗人扭结在了一起。儿子坚决要卖掉老狗，老人坚持要留住这牧人的朋友，卖狗人则要将它买来，再卖到内地给有钱人做宠物。在由羊群、白云和牧人组成的藏区里，这只老狗的命运几经周折，却仍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作为一部剧情片，《老狗》的画面和镜头充满了现实感，它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化的藏区，这跟《红河谷》里的美轮美奂和《转山》里的苍茫圣洁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种真实，我们才能直观地看到现代化，或者说商业文明对西藏原生态生活方式的侵蚀和破坏。　　影片当中，小镇大楼前的两次广播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次是在儿子贡布将老狗卖给老王之后，在大楼前停留的时候。广播里传出的，是带有西方风格的诗歌朗诵。在篇幅不长的诗歌里，反复出现了“癫狂”、“疯狂”的字样。这跟后来一家人在电视前观看煽动性极强的电视购物广告形成明显的呼应。“质量是黄金的两倍，价格只有黄金的十分之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再降价200元”……这些建立在醒目价格和洗脑式宣传基础之上的话语，恰恰是商业文明最赤裸的表现形式。与追求内心安静和田园生活的农耕、游牧文明不同，商业文明是直接而快节奏的，它情愿看到人们膜拜在金钱和变幻莫测的价格数字面前，忘乎所以，追求那些本不属于自我的物质和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商业文明侵蚀下，影片的主角——老狗，从牧人忠实的朋友和伙伴，变成了一种极具身份和富贵象征意义的商品化的宠物。在内地巨大的市场需求下，游牧英雄的后代变成了卖狗为生的商人，而在儿子贡布看来，一只豢养了13年的老藏獒也远没有3000块钱来得有用、实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基于数字和金钱的商业文明沉浸自如，影片中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痛斥贡布和贩狗人的为子不肖，他心满意足于与相守多年的老狗共同牧羊、闲坐。影片中，父亲跟贩狗人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耐人寻味。在贩狗人看来，老狗的价值是与某一个数字的金钱挂钩的，因此他在父亲的不为所动面前一次次加价，从四千到一万再到两万；而在父亲看来，老狗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已经内化了的信仰的象征，因此再多的金钱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这一对话是两种文明的直接对话，然而可悲的是，传统的原生态文明在商业文明面前显得越来越难以招架。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不让老狗被卖到内地，父亲选择将老狗在神山上放生，然而山上的神灵并没有保佑老狗，可怜的老狗还是落到贩狗商人的手中。最终，无奈的父亲只能选择在羊群面前终结了老狗的生命：死在羊群边上，死在草原上，在父亲看来，才是死得其所，这远比老狗在内地沦为被戏弄、被符号化的宠物要幸福得多。　　影片中，小镇大楼前的第二次广播，播放的是歌颂藏人先祖格萨尔王的诗歌，这是藏人历史传统和信仰的象征，这是曾经傲视天下的游牧文明和英雄崇拜的象征；然而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些传统和信仰还能残存几何呢？在影片里，我们唯一看到的残留的传统，就是贡布在久未生育，去医院检查时表现出来的男权意识，即只让妻子去检查，在妻子没有检查出问题的情况下，也拒绝让自己受检。而这种男权意识，恰恰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东西。然而悲哀就在于，商业文明使我们丢弃了不该丢弃的东西，保留了不该保留的东西。这种畸化和变异，难道是我们不得不走的道路吗？　　在社会学里，我们把现代化对传统信仰的改造和洗涤称之为“祛魅”，仅从“魅”字的本来含义来看，对传统信仰的褒贬态度便不言自明的；然而这种被以“鬼魅”相称的传统信仰和文明真的就是一种完全落后的东西吗？影片的最后，失去了忠实伴侣老狗的父亲在草原上步履阑珊地缓慢前行，这个长镜头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很多视频中看到的在公路上终日跪拜、千里徒步去拉萨的藏民。前段时间，一位名人的微博里说，从四川入藏的318国道上，匍匐跪拜的藏民已经越来越少能看到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内地浩浩荡荡的背包族和骑行族。在我们把藏区作为一个想象中的圣地和别处在消费的时候，在我们大力援藏，全力希望改变藏区经济落后状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民众的幸福感仅仅来源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吗？如果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影响，带来的是信仰的沦丧和原生态文明的毁灭，那么这样的发展真的具有那么大的意义吗？　　就此搁笔。（该文发表于第四期《Solo淘友杂志》，见刊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