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沐爱河，到头来却是一盆凉水

一《如沐爱河》的叙事节奏、拍摄手法与剪辑都让人误以为它出自一位日本导演之手。但它独特的叙述视角恰是很少日本导演所具备的，而这正是阿巴斯这位伊朗裔导演的长处。在影片中，生活的残酷在精致的酒吧、街道和楼宇间划过，整个过程被叙述地从容不迫，不经意间让人代入到人物的命运中。但当电影定格在最后一幕，随着片尾曲不失时机的响起，导演又一次提醒了想要自欺欺人的世人:如此光鲜的世界是虚幻的，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勉力维持着那个得体的形象，却无法正视自己也是这个虚伪世界的参与者。影片第一幕的设计颇为耐人寻味。在镜头中央，心怀鬼胎、道貌岸然的嫖客，与两位衣着光鲜、气质颇为优雅的姑娘共坐一处，抽烟谈笑，外人一眼无法看出他们间的“不正当”关系，很可能假设他们仅是工作结束后联谊的同事；而在画外音中，妒火中烧的男友与女主人公在电话中的争吵，却道破了镜头中人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关系。而“画里话外”，男性对女性的绝对占有（婚姻或者援交）这一残酷的主题，被悄然摆到台前。可以说，这部电影想要交代的第一个主题，就呈现出来在了电影诡异的开场镜头中。当然，这也包括那个“多腿蜈蚣”的冷笑话，传统的父权下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乃是一种全然出于“性”的态度，因此，那个梗——“公蜈蚣太累、而嫌弃母蜈蚣腿太多的”梗，投射出的乃是女性在妻子或情人的位置上，仅被视为“性伴侣”的残酷事实。也因如此，当年近七旬的“教授”（影片的另一个主人公）将女主人公开车带回他过去工作的学校时，影片的反讽达到了顶峰。正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以便探寻生活的真相（学习“社会学”这门科学）与追求独立自主的人生，女主人公反而不得不走向援交，靠着出卖灵魂与肉体换取通往真理与自由的门票；而促成这一切的，某种意义上正是教授这个“精致”阶层。但当这些“教授”们终因孤独而试图寻求慰藉时，却还想保留着体面与优雅、仿佛自己不是一个肮脏的嫖客，而是一个优雅的、体面的贵族绅士。这种反讽如此刺骨，让人感触到了阿巴斯散文化的叙事影像风格下那锋利的刀口。对这种“儒雅体面”生活的“温柔撕裂”，乃是这部影片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也是这部电影最具女权色彩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女主男友这个角色，我们就能察觉其中的微妙。“男友”与“祖父”一般教授的谈话，按照女主的话说，“也是如同朋友一样”。如果不是他们二人因女主而有了那么令人尴尬的关系的话，男友对教授似乎也有晚辈对长辈的崇敬，而教授也有对男友质朴情感的认同，这可以善意的，也可以是伪善的。当然，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老教授，自然也从内心深处看轻这位年轻人，认为其观念守旧、头脑简单、愚蠢固执，继而保持着一种社会精英的傲慢的姿态，也保持着一种过来人对年轻后辈的优越感。不过，在这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面前，教授也难掩内心因衰老而产生的自惭形秽之情。当他问及女主是否是因喜欢这位年轻人“强壮的体魄”并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却加了一句非常突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自问自答：“你到底看中他哪一点呀？”可见，在儒雅却文弱的教授心目中，女性对于男性在体魄上的“欲求”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更加刻薄的说，女性的欲望在他的意识中从未被真正的尊重过，而这也是整个日本社会一贯的文化传统。更可怕的是，他似乎也很难启齿并正视自己的情欲（这似乎与日本传统对性的态度不同），继而在对女主“性伴侣”与“女儿”错位中有意模糊了自己的真实欲望。这当然有对于身体的不自信，但也有他的教养给他的束缚与要求。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位“绅士”，然而这位绅士在骨子里与一心只想占有女主的愣头男友相比，他们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究竟又有怎样的不同呢？（毕竟，那车中瞌睡的镜头，不就是暗示他前一晚春宵一夜而体力透支的证据？）当然，仅从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谓是非常“女权”，这不仅是“教授”与“男友”各自代表了“父权”的两个维度——慈爱‘父权’（祖父）与缠人的‘夫权’（男友），也体现在“邻居”大妈颇为絮叨的自白中。大妈无法释怀自己不被教授所选择，而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同时照顾教授，以及她残疾的弟弟”，从而达到同时掌控“夫权”与“父权”（弟弟代表着娘家意义上的父权）的人生高峰。这种志向，其实是女性在这个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典型的、“扭曲”的价值观。这样生活无疑是不幸的，只是这种不幸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不同的滋味罢了。二如果我们能明白女权这一层的线索，那么也就能更好地进入这部电影所建构的影像世界。“女权”这个电影价值观上的设定，在这部影片的作用，并非是为了批判现实，而是服务于对取自现实世界的电影世界的建构。《如沐爱河》所要着力呈现的是，这个华美精致的世界（二战后高福利下的日本社会）已然是废墟，而身处于其中的人们，只能在孤独中以谎言的方式来达成利用和占有他人的目的。对于这部电影而言，《如沐爱河》的内核，所包含的乃是对现实与谎言、孤独与信任这类古老主题的再度言说（如《哈姆雷特》）。毕赣导演曾经在访谈中说过：“电影是极为写实的，因此影像是颇为笨拙的东西。”可见，在电影创作时，创造世界的华美只需要写实与克制的笔调，而这并不困难，但欲求表现这个世界本身的脆弱，则必须完成“观念输出”。而这个“输出”的过程，在这部影片中乃是导演在电影视角切换上下所下的工夫。我们还要回到电影的开头那个奇怪的主观镜头。在这个镜头中，导演用“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面前对话的男女，并不是声音的来源，继而完成一个“主观”视角的构建，这有别于一般导演习惯的以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来作为电影开场的惯例，从而以一种“反套路”的方式给出一种叙事上的突兀感。这一手法看似炫技，但却足够精准，因为真正要完成上述的这种共情关系，必须诉求于主观镜头后的一系列铺垫：与上司（皮条客）对话的正反打镜头、与好友（同乡兼同事）对话中呈现的完全不同的情绪、以及与周遭环境并不相匹配的服装与打光（女主身着学生气的常服，高度打光）。这一系列的调度与服化道的设计，都旨在烘托出女主此时的处境——极致的孤独。而“祖母来访”这一事件设定，更是为女主此刻的处境做足了铺垫；于是，在出租车上，当女主一个从耳机中听取祖母的语音留言时，观众在祖母慈爱关切的语气中，彻底融入了女主本人的角色中；导演还不失时机地在语音信息里穿插来自“银行”的电话信息，不动声色地交代了我们女主之所以走向“失足”的原因，让观众很好的接受女主的人物设定。于是，当女主要求出租车绕行于火车站广场以便让她确认等候她、相信她并真正关心她的祖母时（这里暗示了女主父母的空场），观众能深刻体会到女主的辛酸与无奈；当女主看到自己原来被强行要求去赴会的“客人”乃是一个如她祖父年纪般的老者时，我们也感到了这个现实世界的恶、荒诞与无情。顺理成章的，与所有的”性工作者“一样，女主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当女主娴熟地与教授攀谈与撩拨后，她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选择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来打破一切预先安排的暧昧与套路。当她将脱下所有衣物，直接钻进教授被子的那一刻，仿佛宣示了一种无声的抗争——她要以一位“援交女”的“直接了当”，来回击嫖客教授的“虚情假意”，以保留自己在这一虚假世界面前仅有的自尊。电影视角的转移，也是另一位主人公出场的过程，这也始于女主进入教授房间，“褪去衣衫”的那个魅惑瞬间。通过前一女主视角的铺垫（如出租车的后视镜、来访的电话），教授的形象被逐步树立了起来。一方面，他是一个颇受人尊重、掌控相当社会资源的大学教授，另一方面这层身份又使得他当下所为背离于世俗对他的期待。在矛盾的心理下，他似乎有意将“性交易”装扮成一次重逢、一次寻爱之旅。在精心准备与忐忑不安的心境中，他期待接受一位与自己孙女同龄、却又可能撩拨情欲的“淑女”，并在她的专业“引导”下，完成从精神到肉体的恋爱与性爱重温。这种心态当然有虚伪的一面，却也能逐步让观众感同身受。面对散落满地的年轻女子的贴身衣物，教授内心的暗流涌动，实际也是（尤其是直男）观众的内心波动，二者的同一，使得观众与教授之间完成了代换，继而从女主的视角切换到了老教授身上。而当教授帮女主盖上被子，拔出电话并关上灯的那个时刻，观众才最终接受了这个七旬的老者，不再仅仅将其视作为一个“龌龊”且“伪善”的买春客。不过，这一过程本身也是矛盾重重的，教授内心并没有放下“欲求不满”的怨念，只是一时的高尚感让他重新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继而获得了一种高于性满足的快感。从教授自己的内心来说，他和观众一样，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确认，也不再将自己视作为一个“龌龊”的好色之徒。但显然，导演在白天车内的一个镜头揭穿了教授虚伪：当女主不得不在副驾驶座上穿上丝袜而抬起大腿的那一刻，教授脸上又重新挂起了应有的“猥琐”（这似乎暗示了他最后并未放弃这桩交易）。这些细节的设置，为之后教授“英雄救美”的动机做足了铺垫，也为迎接影片最后一幕到来埋下伏笔。然而，电影并不打算抨击教授的道貌岸然，反而保有了一种克制的同情。这是这部电影超出“女权”题材的范畴，也是它更深的用力所在。在影片的结尾处，导演又一次故技重施，通过邻居的主观镜头，完成了又一次的视角转换。邻居大妈的自白暗嘲了教授的不自量力，挖苦他觊觎年轻女性的身体，以求欺骗自己只配与同龄老人结为生活伴侣的事实。但这段颇为絮叨自白，无疑助导演借第三方之口，讲出了整个社会安置鳏夫与独居老人的一般逻辑。此时，教授不再作为一个“男权”的形象出场，而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老人”，他没有勇气面对世俗的流言蜚语与指指点点，也没有体力面对入侵者的暴力。在这一情境下，导演才能重新安放教授的人物设定，使之能第二次被观众同情与代入。作为一个孤寡无助、并夹在难以进退位置上的老者，是否能够去拥有和保留自己精神与生理上的“爱河”，还是听由社会的声音任其干涸呢？三阿巴斯的克制与隐忍，使得整部影片绵里藏针，将爱欲与孤独的主题表现的平静如水，润物无声，却又同时暗流涌动，惊心动魄。难怪中译版本的片名要叫“爱河”了。影片对人物的设计是成功的，在描述比例上也恰如其分：前半段为女主人物的塑造，以近乎白描的方式交代了其生活的困境，并借此勾勒出社会范围内的现实与荒诞的“大世界”；中段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通过将镜头限于教授寓所、私人汽车的空间内，构建起了一个孤独的、私人的、却也是表面温馨舒适的“小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勾连，则交给了纸片单薄的“女主男友”。然而这一单薄的人物却也是厚重有力的，因为通过男主身上的暴力与粗蛮，突出了小世界无力对抗大世界的宿命。影片还从另一条线索暗示了这一点——对大学的态度。作为大学生的女主，和作为大学退休教师的老人，都无力面对来自底层工薪阶层的冷嘲热讽，后者身上带着反智的情绪。如男友在车里所嘲讽的那般：“大学里能学到什么，不过就是几本过了时的洋书。又有谁带她去见世面呀？”从某种角度说，教授默认了这种态度（尽管心中鄙夷），才无可奈何地用探讨人生经验的方式来与男主沟通。而这一视角在“修车厂”这一幕中得到了强化。在车库中，当教授偶遇了在警校授课时所教授的学生，并得知他不再从事警察（公务员类的）工作，而是转向了“创业”时，教授自己也颇为感慨与唏嘘。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类似韩寒式的道理：“读了那么多书，知道了那么多的道理，你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这也暗示了日本知识精英阶层在精神层面上的整体衰弱，因为他们原有东亚式的“唯有读书高”的价值体系，在当代社会已经难以承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与商品拜物教的冲击。导演选用一个社会学教授的设定，无疑暗讽了整个知识精英阶层的迷茫与沉沦；而与此同时，女主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女性的自我意识虽然觉醒，却并未如同西方工业社会兴起时那样，以斗争的方式获得独立与尊重，反而是在商品经济与男权等级秩序的合谋下彻底失去前进的希望，夹在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当然，这些宏大却也容易陷入空洞的主题，被阿巴斯导演很好地内嵌于人物的私人化的心理活动与朴实的对话中，无疑是非常巧妙和高明的。本文版权归作者徒然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