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天半子的祁同伟，算是个可怜人吗？

写在前面。本文涉及到对于剧情的大量剧透。最近在看的《人民的名义》，总感觉带着点《大明王朝1566》的风骨，《走向共和》前半部分亦如是。这些剧都在整体上给人一种把老舍的《茶馆》外化到整个社会的感觉，嗯。俗世间的派系，谋求，场面话，勾心斗角及个中苦楚，浮世方圆尽归包罗。以及很难得的是，梁启超曾提过中国修史只讲帝王世家不述黎民万玄，但这三部剧的编剧们一致居上而不屈下，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能顾及。——多说一句，郑胜利的部分加的很妙（或者说用意很妙），但和剧本藕断丝不连，像是一条板凳中间又加了一条腿，拧巴，容易出戏。以及，这部剧虽然在以人民的名义反腐，但这剧的难能可贵处却是在官场生态的刻画上。官腔打的字珠圆润，人情世故也说的贴切。这种时候就需要老戏骨来撑场面了，把人物刻画的像容易，但是把人物的每个姿态做足了，把官场上打官腔的抑扬顿挫和背后计算利害完吐出每一个字的节奏都呈现出来，是非一般演员所能驾驭的。当然，老演员多剧情便容易拖沓，不紧凑，读台词偏快的陆毅便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官场生态下的芸芸众生依此展开，人物恰似一本脸谱。侯亮平敏捷跳脱，李达康憨直刚毅，高育良城府心机，沙瑞金言寡身正，蔡成功机警奸猾，武松哦不赵东来也是一身虎气。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是祁同伟。说实话剧看到一多半时，才发现祁同伟在《人民的名义》里的定位和《权力的游戏》里“小指头”贝里席的定位很像：他们都用一起命案拉开剧的序幕，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他们都充当着斡旋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出身也惊人的一致。山村里出来，身无背景，汉东大学高才生，除了身为大学老师的高育良和三五好友没有半点人脉的祁同伟，最后混到了省公安厅长的位子，位极人臣之余还有争副省长的可能。这其中当然有他夫人和高育良的因素，但说他前途光明，不错吧？身后站着的是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身旁护拥声渐起的是散落满天星的汉大帮诸学子，通过山水集团和前任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勾连在一起，又间接获得了部分人脉资源和大笔的资金。说他手里握着一手好牌，不为过吧？然而祁同伟还是败了，败的彻底。中间祁同伟还是有翻盘的可能的，比如构陷侯亮平成功，比如把刘会计的死再做的干净一点，比如退到故事开始，高育良当上了省委书记，侯亮平没有来，这便是另一个不那么动人的故事了。抛开是非功过不谈，单就祁同伟来说，他代表了这个体制下太多太多的悲哀个体。所以，祁同伟算是个可怜人吗？以我个人来说，一语概之：祁同伟是个可怜的人，但不是个可怜的政客。先解释后半句。我们从一些小事上可以一窥祁同伟的政治素养。侯亮平刚到汉东，祁同伟便告诉他秘书帮和汉大帮的政治分野——极强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听说沙瑞金要来就去陈岩石家献殷勤——消息灵通，行动力极强；极力搞好和李达康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侯亮平——冷静，以和为贵，做事不做绝；杀陈海——心狠手辣，做事果决；提拔亲信且包庇程度——任人唯亲，底子不干净；剧的前半部分主要讲汉东的政治生态，祁同伟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多，真正能参与上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丁义珍的抓捕案。丁副市长本来是在检察院的手里丢掉的，但是丁义珍在逃往美国后这起案件就变成了一场官员出逃的国际刑事案件。这种案件事关国体，也是汉东司法界的污点，所以上面催查的严。结果两次抓捕丁义珍均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或多或少的牵扯到祁同伟。但是祁同伟自己也洞若观火：一旦丁义珍被抓，那么自己策划丁义珍出逃和丁义珍-自己-高小琴的利益联盟就要昭然于世，所以丁义珍绝不能被抓。其二，便是大风厂的暴乱事件。大风厂事件爆发的时候，祁同伟是作为增援力量赶到现场的。李达康选择征求祁同伟的意见（因为这次事件还掺杂着假冒警察，李达康不好直接接管）祁同伟处理问题的方式也算中规中矩，暴乱也暂时被压住。祁同伟此时对李达康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达康书记，要不然趁着这个机会咱们把大风厂拆了吧。”这句话妙在：如果成功拆了，那么祁同伟除了“维护社会治安”之外还能再加上“协助京州市政府拆迁”的加分项；如果拆迁失败，那么李达康作为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和现场的总指挥就要背锅。李达康也不含糊，直接下令就地拆厂，事态随之扩大，祁同伟也看准时机的溜了。好在此时李达康脑子还算清楚，请来了德高望重的陈岩石来暂平事态，随后过来的还有沙书记。结果在第二天早晨的新闻里，沙瑞金、李达康、陈岩石甚至于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都赫然在列。祁同伟呢？陪他的老师高育良书记悠哉游哉的吃早餐呢。之前的操作祁同伟都没有做错，但他还是没有算准最后一步，从而丧失了扬名立万的机会，还间接的把自己的仕宦之途堵死了。何况，昨晚的陈岩石和沙瑞金，这活脱脱的两座政治金矿就这样被祁同伟拱手让给了李达康。这里就看出祁同伟的弱点了：短视，没有长远的眼光，以及政客普遍缺失的全局观念。从剧的一开始，祁同伟的目标似乎是最明晰的：副省长的位子。但是陈海死的离奇，侯亮平来的突然，祁同伟也把握不住局势。所以他会在李达康和高育良之间相互来回还费力不讨好，只因他实在把握不好谁才能执汉东之牛耳；他费尽心思的拉拢侯亮平只因他实在看不透侯亮平的指向，但侯亮平早就盯上了祁同伟，剧的后半部分更是直接对检察长季昌明交底直接承认对祁同伟的怀疑；就连与虎谋皮的赵瑞龙祁同伟也拿捏不准，居然把狙击刘新建的任务让出去，狙击失败就是败亡之始。所谓政客脑回路，说的就是祁同伟，政客祁同伟的失败只能算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祁同伟还算是个可怜人。有的人会说：祁同伟戮师门弄权术持身不正，又怎么能称之为可怜呢？然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祁同伟的可怜算是七分时势三分天命。所谓七分时势，按照祁同伟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心早在十八年前的汉东大学操场上死了。彼时他咀嚼着自己的未来，啜饮着山区里陈年的苦茶，加入缉毒队在孤鹰岭出生入死身中三枪，都没能如他所愿的调到北京去。况且祁同伟真的无期功强近之亲。之前网上调侃说《人民的名义》整部剧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裙带关系，唯一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第一集就被抓了——这话现实，但不贴切：汉东省公安厅长不也是农民的儿子吗？另一个角度讲，从小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祁同伟是没有什么信念的，唯一的信念可能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是，这句话在梁书记的面前太苍白了。至少在当时的梁璐看来，所谓自己利用父亲的权势把陈阳和祁同伟分开，把祁同伟调到山区去是“考验祁同伟”，逼祁同伟下跪亦然，梁老书记以爱才之名把祁同伟留在汉东亦然。在人生其他道路被堵死的前提下，进入仅剩的一条快车道就显得没那么不择手段了吧？之后一路直升的祁同伟直接坐上了省公安厅长的位子，且利益涉及甚广，就连恩师高育良也和梁家有着撇不清的关系。至于后来的和赵瑞龙勾结，参股山水庄园，腐败，谋杀，算是七分时势下的三分天命：当血气方刚的祁同伟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他只能一发不可收拾的腐败，用一条路走到黑的姿态迎接自己的命运。这便是权力的能量。说远了，西汉初年的周勃“性鲁直”，在和刘邦争论问题的时候时常口吃，《史记》上也留下了“臣期期知其不可”的句子，但汉初吕后屠戮功臣的时候周勃却沉默了；说近了，陈岩石检察长一向刚直不阿，但在祁同伟所遇不公的时候他也是缄口不语。只要踏上仕途，任何人的个人命运在权力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权力能够使得梁璐一直任性下去，权力也能够使得祁同伟上瘾。权力包裹下的祁同伟重私利轻社稷，表面阿谀奉承暗地阴诡狠辣，终究从一个有志之人堕落成了有罪之人。但抛开权力的祁同伟，或者说在高小琴面前的祁同伟，依旧保持着一颗初心。他敏疑孤傲，好高骛远，却又带着小强般不服输的狠；心机城府，步步为营，却又带着赌徒般的狂热。剧里祁同伟读《天局》里的一段便颇有内涵：浑沌长跪于地，充当一枚黑子，恰恰劫胜!教师崇敬浑沌精神，激情澎湃。他双手握拳冲天高举，喊得山野震荡，林木悚然——“胜天半子!”侯亮平借陈海的评价说祁同伟是“于连式的人物”，这可能是这部剧里用的最精妙的一个梗，一针见血。《红与黑》里的于连就说过这么一段话：权势！先生，难道这算不了什么吗？愚者的尊敬，孩子的惊讶，富人的羡慕，贤者的鄙视。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于连是天生的艺术家，多愁善感的他只能为情而死；而祁同伟是天生的政治家，他注定只能为了权力而死。所以个人认为祁同伟的身上有着项羽的影子，他霸王溃围后到孤鹰岭说的那句“谁都审判不了我”和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的“此天要亡我非人之过也”何其相似。他们都有着一个悲剧英雄的结局，也注定要留下是非功过留后人评说。现在我们大概能看出观众为什么同情祁同伟这个人了。从观众自身的角度来讲，对于祁同伟自发的同情多半来源于此：祁同伟是全剧代入感最强的角色。都说侯亮平带着主角光环，但人精明做事洒脱不怕得罪人的同时还能平步青云岂是我们常人所能及的？其他人诸如沙瑞金高育良陈海钟小曼陆亦可......在这个一长串靠着亲缘关系走上仕途的名单后面，我们才能发现那个毫不起眼的祁同伟。他阴险，奸猾，但他的人生恰如大部分正在中国官僚体制里奋斗的年轻人一样：有理想，无背景，朝九晚五，工于心计，每天都不得不委身于生活，混好了也不过中人之姿。换句话说，祁同伟是过去两千年中国官吏的缩影，也是现在和未来中国体制内人员的写照。另一方面，祁同伟也确实很难让人恨得起来。不得不承认编剧周梅森的处理很漂亮。以往我们看到的贪官形象都是“哎呀某某某又因为贪污被抓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双规逮捕法院审判后大肆批判云云，然后才会好奇：这人贪了多少，怎么贪的，干了什么，包了几个情妇......但真正贪官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不清楚。祁同伟就是个有背景有黑化过程有人性的贪官。周梅森把祁同伟从出身到腐败的原因再到腐败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了。到最后，祁同伟脖子上绞索两端中的一端在侯亮平手里，另一端就在周梅森手里。而且，周梅森对祁同伟定义就像莎士比亚对马可·安东尼的定义，以及茨威格对约瑟夫·奥谢的定义一样，是一个“犯下罪行的悲情英雄”。这并非周梅森对祁同伟泛起了同情，祁同伟也并未向周梅森行贿。周梅森笔下的一切人物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金庸先生在《鹿鼎记》的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都可以写......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祁同伟的恶终归是他自己结下的，他的野心使得他打破现状，利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牟利。但他不那么遭人恨的地方在于：祁同伟每一次作恶，编剧都能让他自圆其说。观众们大概也有这样的共鸣：“他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要不......我们就原谅他吧？”或者，祁同伟和侯亮平在暗地里不止一次的相互称赞过彼此。如果作为一个人的祁同伟还活着，看着高育良的两个高徒继续斗下去，也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