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的人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上周在书店的电影沙龙，主题是文学与电影的对话，我们选择的几部影片中，有一部是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五年前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这震动最初来自于电影空前绝后的长镜头和匪夷所思的复杂调度，以及极强的、忧郁的诗意。之后断续地又看过几遍，其中几个喜欢的镜头，也反复看了很多次。但由于电影明显的、对于匈牙利或东欧历史的隐喻意味，而网上关于电影的背景资料又很少，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看懂这部电影。这次活动的另一个主持人史靖澜读过电影原著小说《反抗的忧郁》（作者：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201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我想趁此机会，结合小说的内容，也许能更清晰地理解《鲸鱼马戏团》。但实际上，关于小说的介绍，主持人并没有说多少，只是大略阐述了对于《反抗的忧郁》这部小说根由于匈牙利人的数次失败的反抗历史而滋生的民族性的忧郁性格。忧郁于：总是诞生着对生活的希望，而总是在反抗现状的行动中失败，这种失败，成为一种悲观的、习惯性的对生活的无奈和担忧。这是符合贝拉·塔尔电影的整体风格的。我看过的《诅咒》、《都灵之马》和短片《旷野旅程》，以及没有看完的《撒旦探戈》，都笼罩在这一致的忧郁氛围之下。而琢磨之后，我要收回前面“没有看懂”的说法。受到这部电影的强烈吸引，实际上便是看懂了贝拉·塔尔的意思。在贝拉·塔尔的观念里，历史、政治并非他所要表达的内核，他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并且否定其作品即寓言的观点。贝拉·塔尔的表达内核，是人的基本状态：普遍的忧郁性。在《鲸鱼马戏团》里，这个普遍性，尤指因反抗的无望而产生的忧郁。电影中的音乐家埃斯特尔有一段录制自己演讲的情节，所阐述的，是他对十二平均律之不和谐性的批评，他的演讲试图让人们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音乐，刨去乐器在十二平均律规则下的受制和不自由，回归人对音乐魅力的天然感知和无拘束的表达状态。但是可想而知，这种反抗音律规则的行为终将失败，在影片结尾处，他对在疯人院病床上失神的詹诺斯说，他把钢琴调回了十二平均律，这样，就可以弹奏任何曲子了。埃斯特尔对于前妻的反抗也是失败的，他想保持归隐、不参与政治，但迫于埃斯特尔夫人将回到他生活中的胁迫，他最终妥协，走上街头，为她的肃清运动募集资金。主角詹诺斯无力的反抗更加层层不绝。影片开头，在即将打烊的酒馆里，詹诺斯使用几个醉汉来演绎天体运行的规律，并在日蚀的比喻中，描述黑暗之中人所感到的绝望和害怕，以及对日蚀结束、黑暗褪去，万物和生活重回正轨的信心。这个复杂、迷人的长镜头情节，将詹诺斯的纯真展现无遗。在詹诺斯天真的憧憬中，鲸鱼的巨大尸体代表上帝的神圣力量，生活拮据，他仍然愿意购买门票去参观神迹。第一参观鲸鱼结束时，广场上的路人和詹诺斯交谈，对方关注的是和鲸鱼同来的王子，而詹诺斯仍然关注和赞叹鲸鱼，当第二次进入装载鲸鱼的车厢，偶然发现王子煽动暴力的真相时，他惊恐地逃跑了。詹诺斯看到的不是真相，因为他只是一个天真的孩子（镇上男人，他都称之为叔叔，音乐家叔叔、警察叔叔、鞋匠叔叔等等），他是一个在无望生活的洪流中极其弱小的局外人（所有的局外人都是弱小的），他所保持的希望、对上帝敬畏、对神秘的着迷，只是压抑的世界河流中的一星水花。甚至可以说，詹诺斯是一个绝对的孩子（即便他在电影中是一个年轻人），是整个世界的绝对的孩子：这个世界由他所尊敬的叔叔、婶婶们，由他所惧怕的军队、广场上的暴徒们，由他无力控制、无力哄其入睡的警察局长的两个暴躁儿子构成，这些人，组成完整的世界结构，他面对的是整个压抑着他的生活。这里就要说到，这一切反抗的对象。这是一个荒谬的对象。如果说詹诺斯反抗的是复杂的无望的世界，那这个世界的暴徒们去医院施暴、殴打病人、摧毁物品，却在扯开浴帘看见衰老枯瘦的站在浴缸里的裸体老人时，丧失了施暴的动力，变成一群沉默离去、仿佛僵尸的失败者时，他们发现，依靠暴力去反抗的对象其实并不存在。人们反抗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害怕的人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是小说中的句子，也是詹诺斯在被摧毁的电器商店大厅里，从一本笔记上读到的王子的言论。反抗的荒谬就在于此，并不知道要反抗什么，只有反抗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冲动之下的暴虐行径。为了反抗而反抗，实际上是最大的忧郁，也是最大的虚无之源。暴徒们想要反抗的，是自己的情感：对于生活的不满，而王子的鼓动，只是一个开关而已。贝拉·塔尔展现的这一真相——反抗的虚无性——由虚无而忧郁，便是《鲸鱼马戏团》最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表面上看来，贝拉·塔尔没有给观众留下希望：詹诺斯并没有做任何坏事，也没有参与暴动，却成为了通缉犯。他在铁路上逃跑时，被直升飞机追捕到。这个绝对的孩子、无辜的局外人，也逃不出无望生活的包围。这个孩子落入了荒谬的生活圈套里，而最终变成了一个丧失意识、信念、理智的精神病患——彻底虚无的存在。但实际上，贝拉·塔尔以詹诺斯堕入虚无这一“个人的绝望”，给出了生活的希望：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即便音乐家的房子被前妻和警察局长占领、他只能生活在厨房之中，他总归仍在生活着。真正的希望便在于此：即便处于巨大的忧郁之中，我们仍在生活着。这是一种道德的底线，贝拉·塔尔画出了希望的最低值，接受了这条底线，更多希望、更多反抗，便可以仍然存在，而忧郁，也可以忍受。这部电影不在表达一场暴动的酝酿、爆发、终结，所以，即便不了解匈牙利的历史和政治，只要理解了忧郁，就理解了这部电影。本文版权归作者不流ᝰ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