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真相！

本片讓我想起幾年前看的Grbavica，台譯旅行之歌。劇情不說了，上網一查都有。Grbavica和Incendies有個共通點。它們都想告訴我們：發掘真相，特別是讓當事人發掘真相面對真相，是治療創傷繼續生活的好方法。　　我對這種論調持保留態度。　　如果當事人生活所在的社會不能容忍真相，那麼揭露真相能有多少治療作用？會不會造成新的創傷、甚至帶來新的迫害？Incendies故事裡的一對雙胞胎可不是生長在中東母國（黎巴嫩）。他們是以法語為母語的加拿大人。加拿大社會對這些中東移民的身世真相，當然是包容的，甚至談不上包容不包容，或許根本不在乎。假設這對雙胞胎還活在中東沒逃出來呢？女主角NawalMarwan家鄉的親戚直到今天都不能原諒她當年的背叛，何況其它。　　同樣的，Grbavica故事裡的母女最後在歌聲中和解。真是美好的畫面，但恐怕也是美好的夢想。導演完全沒說接受真相洗禮之後她們如何重新適應社會適應生活。她們不是也不可能移民。波士尼亞不是美國也不是加拿大。　　系統性強暴作為一種侵略武器，絕不只是發洩獸欲傷害敵方婦女，它的最終攻擊目標是敵人的血統、社會團結乃至於倫理道德。不只婦女受到創傷，整個民族社會都是。受害者不只是婦女和孩子，還包括婦女的家人、宗族、鄉黨跟社會。只有婦女和孩子參與的和解恐怕不會是真正的和解。只讓婦女和孩子發掘真相、擁抱和解的電影，在落幕之後能有多少療效我也十分懷疑。　　所謂真相，其實指的是歷史。但歷史總是人寫出來、人講出來的，而人是主觀、片面的，而且善於說謊。Incendies企圖用神聖的公證人、目擊者的證辭（監獄守衛和奶媽的回憶）、權威人物的話語（回教領袖Chamseddine的口述）、原始文獻的記載（孤兒院收容Nihad的紀錄）、甚至所謂physicalevidence（腳跟上的刺青），來支持它論述的準確性和全面性。但有些關鍵地方仍然照顧不到。比方說Nihad的認同問題。　　Nihad這角色類似說岳全傳裡的陸文龍。回教徒把基督教孤兒院炸毀了，但把孤兒包括Nihad帶走，把他們訓練成殺手，回頭來殺基督教徒。這種讓敵人之子“認賊作父”的戰爭手段，古代遊牧民族常用。Incendies的導演透過回教領袖Chamseddine告訴我們：Nihad還真是“認賊作父”得很成功，整天想的就是成為烈士使自己的肖像滿城張貼讓母親看到。據Chamseddine的說法，當時Nihad一定以為不但自己是，連那從未謀面的母親也是穆斯林。完全一個伊斯蘭認同。Chamseddine接著告訴我們：後來Nihad被基督徒抓走了，基督徒不殺Nihad，卻把他改造成獄卒，改名叫AbouTarek。　　問題來了，怎麼改造？Nihad的伊斯蘭認同是怎麼被摧毀而改宗基督教認同的？他的改宗是不是陸文龍式的？如果是陸文龍式的，那麼必然還有個王佐型的人物能把一切話說從頭。究竟他對Nihad說了什麼？他還知道些什麼？導演完全沒有交代。但這些事情太重要了，特別對於Nihad來說：他怎能不想知道自己在南方監獄工作究竟是巧合還是組織刻意安排？會不會基督教徒明明知道Nawal就是Nihad的母親？　　真相經常是個馬蜂窩，不能碰，越猜測越恐怖，越推勘牽連越廣，幾十位歷史學家聚訟紛紜，終究沒有半個標準答案。　　撇開歷史，真相該用怎樣的面貌降臨人間？這問題同樣惱人。寫進教科書蓋個紀念館？還是公開道歉？總之該給當事人一點心理準備。五雷轟頂式的真相沒人承受得了。Incendies送給Nihad的真相就是五雷轟頂式的、甚至是郵包炸彈式的。兩位雙胞胎也給雷過，似乎挺得住，但也只是似乎而已，他們往後真能回復到平靜的生活嗎？我深深懷疑。無知可能是一種幸福。我們可能根本不需要也承受不了從天而降砸到頭上號稱前來救贖的恐怖真相。　　讀書和閱歷使我不得不猜想：選擇性的遺忘可能才是真正有益於弱者的生活方式。強者則是復仇。歷史這樣告訴我們，很多別的電影也這樣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