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你的名，如向星辰祝愿一般

这两天一直在看苏珊.阿布哈瓦的小说《大卫的伤疤》，不知是联想作用，还是移情作用，让我的思维马上就跳到这部我已经不愿意回忆的电影上。《焦土之城》是我忙碌的2011年中看的为数不多的片子里，唯一一部中途没喝水没去WC没吃零食，甚至，看到一半的时候关掉了手机，毫不间断地看完的；也是唯一一部看完之后我不愿意再看第二遍的。因为我内心的软弱不愿意让我再去面对这部叙事节奏缓慢、画面风格粗粝、没有帅哥美女演员的电影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甚至自觉地告诉自己把它忘记，永远都不要再想起。多年前我读索福克勒斯的时候，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写所谓的命运悲剧，因为年少的我一直相信正统教育教给我的人定胜天。而现在我明白，索福克勒斯让命运幻化成了一条黑线，而每个生命，都是被这条黑线牵住脚的棋子，就像俄狄浦斯在台上无论怎样地挣扎、呼喊，都敌不过歌队的阴沉吟唱所指向的命运黑洞。两个生活在当代高度文明的加拿大的龙凤胎兄妹希蒙和珍妮，在母亲——来自中东的移民，内向而阴沉的事务所秘书娜瓦尔(卢布娜·阿扎宝饰)临终的遗命下，怀着或多或少的不得已，先后踏上了寻找从未见过面的哥哥和父亲的旅途。珍妮先来到了母亲少时的居住地，却发现母亲的名字在家乡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禁忌，通过抽丝剥茧式的调查，她发现母亲在祖国的经历奇异而复杂，她上过大学，参加过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抵抗运动，后来甚至还在南部监狱的档案里发现了母亲的照片，监狱老看守告诉了她母亲在监狱里所受的折磨和耻辱。在难以承受的心灵重压下，希蒙随后赶到了这里，接替妹妹继续开始挖掘母亲的过去，监狱看守、老护士、一系列当年母亲经历的见证人，说出了母亲掩埋了几十年的秘密，兄妹俩在无可辩驳的真相面前流着泪相互拥抱、疗伤，原来1 1，真的可以不等于2。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黎巴嫩山区少女娜瓦尔（影片没有指出故事发生在哪个中东国家，但以我粗浅的国际时政常识去理解，只能是这里了）出生于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却和穆斯林青年产生了爱情，在打算私奔的时候被哥哥们发现，哥哥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了她的恋人，接着毫不犹豫地要打死她，老祖母出于怜悯救下了她，也容许了她腹中那个本来不允许出生的孩子得以活下去。这部充满了死亡的影片中，第一个高潮就是这次出生，阴暗的山顶小屋，染着血的床铺，特写镜头对准了剪断脐带的剪刀。黑色的圆形烙印，伴随着脚踵被烫伤的婴儿的尖锐啼哭，如此残忍的母子分离，却让一个男孩的生命得以绽放。随着孩子被送走，娜瓦尔也被遣出了故乡，在异地投靠亲友，上了大学。我们很难理解不同信仰却真心相爱的男女不能被容许活下去，母亲不能被允许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这种事情，但这就是这片土地上的现实。本片的女演员在拍片间隙，和当地的妇女聊天，问到假如是自己家的女儿出了这样的事情时，会如何对待，所有原本慈祥宽厚的妈妈们却无不紧皱起眉头，疾言厉色地发誓如果是自己的女儿有这种行为，自己将第一个亲手杀死她。是谁把这片曾经美丽的土地变成了瓦砾遍地的焦土，又是谁，把那一颗颗饱含着深情的心灵变成了空洞又残忍的焦土？在所谓信仰的名义下，决定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死活，似乎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在那辆运送穆斯林的巴士被基督教民兵截下时，娜瓦尔看着那对母女求生的眼瞳，抛下了所有见鬼的信仰，用脖子上的十字架救下了自己，也把小女孩救下了车。基督教民兵在焚烧泼了汽油的巴士时，一边大笑，一边向车子开枪扫射，还杀死了娜瓦尔救下的穆斯林小女孩，因为母女间的天性让她无法看到自己的母亲在烈火中被烧死。这时镜头又一次对准了民兵们枪杆上贴的圣母画像。圣母是那么慈悲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安拉也要求子民们诚实、忍让、宽恕，而大地上那些信仰他们的人又干了些什么呢？娜瓦尔早已明白信仰赋予她的苦痛，在目睹收养儿子的孤儿院变成废墟时，母爱早已变成了复仇的烈火，让她扔掉了十字架，加入了穆斯林暗杀组织，一颗子弹没有让她杀死真正的杀子仇人，却带给了她七年噩梦般的牢狱生活。她在监狱里是那个“唱歌的女人”，是“七十四号婊子”，无理由的仇恨和狂热的信仰可以让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魔鬼，法西斯就是最好的例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可以让异族人、异教徒受尽更可怕的折磨，年轻的看守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采取了最能折辱女囚犯的行为。而在那个不见天日的监牢里，娜瓦尔日复一日地唱着单调的歌曲，精神的自我慰藉却无法抹去身体上日益明显的耻辱证明。影片并没有正面展示监狱里肮脏可怕的死亡，却又给了第二次“生”的高潮——在冰冷的白炽灯下，娜瓦尔的双手被反铐在产床上，心存怜悯的护士告诉她：你很勇敢，真的，现在，准备生第二个。特写对准的是护士沾血的手，紧紧握着产妇瘦弱的脚腕。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是那个利用娜瓦尔失子的仇恨，将她整个暗杀工具送入牢房的组织吗？毕竟他们保全了她和监狱里双生子的安全，还在她出狱之后安排她和孩子一起到了加拿大，从此获得了安稳的生活。是那个强暴娜瓦尔的年轻看守吗？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下，谁的背后没有一笔惨史？正如《大卫的伤疤》里，偷走达莉亚的次子伊斯梅尔的以色列士兵莫夏的心理活动：这个阿拉伯妇女可以得到天赐的好几个孩子，而他那经历过恐怖大屠杀的妻子乔兰塔，却被纳粹摧残得不能再有孩子，这是多么的不公平，这让他的内心在哭泣。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亲人的，爱人的，家族的，民族的血泪，而仇恨的漫溢能让谁可以找到内心的平衡呢？阿拉伯婴儿伊斯梅尔被偷走，成了以色列人，当了兵，殴打自己的亲生哥哥，屠杀自己真正的同胞。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土地，为了家园，为了信仰，为了祖先和自己所受过的苦难？索福克勒斯如果健在，会为自己在两千年前就洞悉了命运的残忍而兴奋吗？这片大地上的人们，被永远带着神道的面具所操纵，狰狞之后的脸庞不会有对个体生命的任何怜悯。背负着痛苦的娜瓦尔在异国他乡平静地生活到了晚年，却在一次游泳池的偶遇中，看见了那个烙在脑海里多年的脚踵，激烈的期盼，在一个转身之后，变成了灭顶的黑暗和深不见底的裂缝，这个在动荡激流中痛苦地夹裹了一辈子的可怜女人，终于被命运的黑线牵拉到了生命的尽头。在死亡面前，她用颤抖的双手写下了对所有人的爱。她终于可以坦然地告诉大儿子，自己其实和他有过最美丽的相遇；告诉希蒙和珍妮，妈妈其实很爱很爱他们，真的很爱很爱；告诉龙凤胎的父亲，眼前的这两个风华正茂的男孩和女孩，是他的儿女。而他，将如何处置那早已被他遗忘的过去，以及摆在面前的真相，镜头只留给我他在娜瓦尔坟前的背影和垂下的双手。该用什么去对待仇恨？是挥舞起更大的棍棒，让敌人流更多的血，让他们的妻女发出更惨痛的哀嚎吗？导演让希蒙和珍妮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当他们终于将母亲的两封信——给儿子的，给父亲的，都放在了应有的收信人手里的时候，双胞胎是微微笑着的，然后转身离开。看到这里，我忍了两个多小时的眼泪，已经干涸在心里，完全流不出来了。每个生命的诞生，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下，都是伴随着最美的祝愿，《焦土之城》里的娜瓦尔、《大卫的伤疤》里的阿梅尔、萨拉，都是长元音的名字，而名字中的长元音，代表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