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静静离去悼念伯格曼

1伯格曼去世的消息是广西的网友告诉我的，我刚听到这消息并不很惊讶，但后来却陷入了长久的木讷。这种木纳出于我对伯格曼饱含的热爱和敬仰，但又愧于知之甚少，当我准备动笔撰写纪念其的文章时，我的思想在颤抖，生怕每写一个字都是错字，每写一句话都是对伯格曼去世的不敬。英格玛伯格曼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不仅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识，也扭转了我曾经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一面。尤其当我看到拍摄于1986年的《芬尼与亚历山大(贝蒂尔·加夫饰)》时，我更是加深了对伯格曼的信仰，因为他将博大的胸襟贯彻于电影，电影中对苦难“不痛不痒”的描述以及伤痕终会消散的信念就像一束光摆在观影者面前，但也只有一位相当成熟的导演才能那么“放得开”的去讲述苦难，受《芬尼与亚历山大》的影响，我重看了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与伯格曼一样，特吕弗也将最博大的胸怀献给了息影之作，但如果没有伯格曼在《芬尼与亚历山大》中给我的启示，我恐怕一生也难得去回顾曾经看不懂的《最后一班地铁》广西的网友说：一位影响了我一生的大师走了。他恐怕也是国内最先知道伯格曼死讯的人之一，那天下午他吧外电的报道原文转载给我，我一字一字读着英文单词，当天和第二天我都写不完一篇纪念伯格曼的文章，但我还是从枯涸的脑海中挤出了几段介绍伯格曼生平的文字，尽管纰漏百出，但不能在他走的时候，我一再沉默。2伯格曼教予了我怎样观赏人们的心理，在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个动作中，一种电流都会迸发出，导演所做的就是记录下这一激动人心的一刻，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例如母亲的微笑，孩子的嬉戏也都包涵着值得深思的一面：他的电影很细致，尤其喜欢将镜头近距离的观察人的面部，在《假面》里，这种观察从窥视变得明目张胆，最后给人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假面》撕开了人伪善的“羞耻”，证明了自私的可怖。伯格曼因为《假面》，《羞耻》使他以一个叛逆的形象伫立在世人面前，而他的本意却并非如此，拍摄《假面》，乃至后来的《呼喊与细雨》，都是在伯格曼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自传《魔灯》里：那时因为税务问题，政府将伯格曼驱逐出瑞典，他不得不过着流亡生活，为了生存不断的拍片。但每当坐在导演凳上，他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故乡的泥土，以及儿时呆过的小镇上人们脸上的欢笑。如今，评论家们不约而同的将“梦”和“魔灯”冠于伯格曼身上，这也是世人日后对他所做的公正评价，当《芬尼与亚历山大》再次为瑞典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时，人们却突然发现曾经意气风发，甚至有点曲高和寡，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一下子已经是耄耄之年。当“年轻人”再次回到故土，内心也充满着感激之情，《芬尼与亚历山大》的获奖与瑞典政府的支持紧密相联，而当伯格曼与分别多年的祖国拥抱时，定然也会激起不一样的火花。电影的成功正好佐证了这点。我曾在多篇文章里引述过伯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因为它的博大胸襟早已经盖过了所有电影的光辉。李安谈及伯格曼时，说伯格曼教会了他怎么拍电影，而我则会说：伯格曼教予了我怎样思考人生，在他的影响下，我读巴尔扎克，斯特林堡，看被他赞赏过的电影，当然，我也会写出更好的文字，来感恩，报答。伯格曼的电影是良心，人性以及很多词汇的代言人。在当今，重温他的电影是疲劳后最美的享受，因为他会让我们变得谦虚，谨慎，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