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悲歌》

王夫之在《宋论》理宗卷的末段提到“恃险”与“弃险”的问题颇可玩味。他认为两者都是取亡之道，如果出现政治混乱、民有其怨、兵骄将纵等等情况即便有险可守也是“无险”。而险不在一山一水之间，在乎君心、臣心、民心，恰如吴起言“在德不在险”。晚宋末年钓鱼城依山建城，一时为险地，那是因为有余玠、王坚、张钰一批名帅名将戮力用事，蒙哥汗憾死城下，才保得江山半壁；到了临安陷落，人心散乱——最大的险已然丢掉，即便苦撑孤局，独钓中原又有何益哉？钓鱼城在降元（祥兴三年，1279年）的次月，南宋流亡小朝廷也在崖山之战中彻底覆灭，宋亡。在船山先生看来，理宗弃险的重要一步就是任用贾似道类的官员。这群人“以贿赂望阃帅，以柔媚掌兵权，以伉直为仇讐，以爱憎为刑赏”。前有传统有自的扬州保卫战，后有悲歌川蜀的钓鱼城攻防，可一旦“骄玩”太过，难免终成泡影，徒增扼腕。通观理宗卷，王夫之论宋更论明，亡国的切肤之痛通过辛辣的史评遗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