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耻辱时代”

（文/鬼脚七）2014年，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上映，影片以萧红的一生来展现破败时代中的黄金岁月，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影片很难说完美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但是许鞍华的风格尝试仍然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而今年，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东柱》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部两年前折戟的同类型影片，同样的以一个写作者的跌宕一生作为影片主线，同样的与飘摇时代惨烈地对抗，同样的高傲而寂寥的结局。然而不同的是，萧红尚且可以有能自己决定“怎么爱、怎么活”的自由的“黄金时代”，到了《东柱》当中却成了连选择都变得奢侈的遗憾和荒谬。对于诗人尹东柱(姜河那饰)来说，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过“黄金时代”，而只有难以言说的“耻辱”。影片的主人公尹东柱是一个诗人，这是我们能给与他的最纯粹的定义；然而现实往往无法容忍纯粹——他是一个朝鲜诗人，但他是一个生活在日治时代的朝鲜诗人。身为诗人的“小我”与身为民族一员的“大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了尹东柱的一生。28年的岁月，是一场在异国、异族、异文化中的漫长征途。历史上的尹东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贴上了“爱国诗人”的标签，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生，却始终都是在逃离和回避残酷的现实，始终都在朝着“救国”的道路愈行愈远，从“满洲”到朝鲜，从朝鲜到日本，他违抗父命不学医而学文、背离朋友放弃“运动”而沉浸于文字、不青睐革命而醉心于爱情，甚至，为了更好地追逐梦想，宁可屈辱地按照日本的政策“创氏改名”，以“平沼东柱”的身份去往东京，这一切，都离我们想象中振臂高呼、启发民智的“爱国诗人”相去甚远。正是这样一个对于政治并不感冒的尹东柱，却因为政治罪名被捕、被虐待而死在狱中，继而被冠以“爱国诗人”之名加以纪念，历史的诡谲和无稽往往让人哭笑不得。那么，尹东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影片并没有急于就做出结论，而是将这种生活流离的若干片段穿插在尹东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当中。如果说，《黄金时代》是通过当年人物的“出镜讲述”来重新拼凑了一个第三者眼中的萧红，那么《东柱》同样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展现的却是一个从没被人看到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的尹东柱。影片随着在尹东柱被捕之后在狱中接受日本军官的拷问开始，每一个对于他罪名的指责都以他回忆中的真实状况相对比，是的，这些罪名颇有一些“欲加之罪”的影子：他所热爱的诗人因为身为左派，使他也被打上革命者的烙印；他出于友情而关心朋友，自然也被当做谋反的罪证——但是导演并不是在这里批评和暗讽日本殖民者的歹毒和凶恶，而是在这种反差当中，尹东柱的一脸惶然更为摄人心魄。《东柱》通过这种反差，完成了《黄金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使得尹东柱的形象得到了重塑，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爱国诗人”，而更多的是一个莫名其妙成为“爱国诗人”的无知青年。影片在碎片化了尹东柱一生经历的同时，给尹东柱的给一段人生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在日本军官的责难与尹东柱自身回忆的罗生门里，他究竟做了什么，成为了影片所追寻的根本问题。影片当中通过画外音独白所确立的诗人身份，通过回忆所展开的青年生活，以及在现实中的囚犯处境，形成了相互交缠、抵消、矛盾的不同方面，作为一部同样试图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寻找定位的影片，《东柱》并不是以丰富和补足我们印象中的尹东柱为起点，而是选择以模糊和消解他的固有形象为切入的。在这种略显混乱的模糊性中，我们关注得以和影片中的所有人一样，从完全陌生的角度去接近和了解尹东柱。影片的这种立意也在形式上得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应和。《东柱》采用了双主角的结构（虽然片名叫做《东柱》，至少我们很难分清两人之间谁的戏份更多），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导演的上一部影片《思悼》，少年时代的尹东柱和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表兄宋梦奎(朴正民饰)一起出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远离了他们故土的地方，兄弟两人一个热爱诗歌，一个擅长散文，双双沉醉于文学的汪洋之中，成长后的二人回到朝鲜就读，进而考入东京的大学深造。本来亲如手足的他们却因为观点的分歧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正如鲁迅和周作人的多年恩怨一样，尹东柱将诗歌看做纯粹的情感抒发，他既不理解政治，也不愿参与其中；而宋梦奎则顺应时代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办杂志、创社团，像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曾热血沸腾过的那样，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奔走。决然不同的两人在影片的叙事进程当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尹东柱的不同可能：他究竟是一个不谙世事、单纯幼稚的天真诗人，或者是一个在宋梦奎的反衬当中超脱现实的遁世青年，他的边缘人处境，究竟是一种不屑的叛离，还是被时代放逐的无奈。和《思悼》当中所描写的父子二人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在特殊的无奈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相似，《东柱》也显然将尹东柱和宋梦奎的并置变成了一种象征，他们成为了一整个时代青年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解放祖国光复的历史使命，另一面却是个人梦想爱恨情愁的自我尊严，特殊的时代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正如尹东柱自己所说，他成梦奎的“影子”，成了历史背后的鬼影憧憧。或许我们会问，哪怕国难当头，难道就不允许一个敏感而细腻的青年只写下温柔的诗歌，而不追求热烈的辩论吗？或许可以，然而他们却无法得到善待。不参与政治的尹东柱也难以逃脱“被政治参与”的命运，在日本求学的他遭到日本军官的羞辱，被当众剃掉头发，在这一刻，极具象征意义的，我们看到这种两面性被暴力方式所整合，追求个体价值的文学青年被扼杀，而被强迫地“变成”追求民族大义的革命青年——尹东柱无路可逃，只能回头去找曾经的伙伴，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像他一样，参与革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种转变如此突然，却也如此顺理成章，影片在前半段所一分为二的两条线索在这里重新纠结成为一股。事实上，剃掉尹东柱头发的，与其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官，不如说是在二战当中裹挟朝鲜的世界局势本身，正如前文所说，导演在《东柱》当中并不仅仅想要表达被侵略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柔弱的诗人身上折射出力量和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在尹东柱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被无法抗拒的时代所扭曲的诗人之魂如何怆然地消失。影片并不着力地心系国族命运，而更关注个体生命的沉浮。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东柱》最终将时代青年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展现给我们的，是混合着尹东柱和宋梦奎各自特点的朝鲜青年，在祖国沦陷的岁月中欲求报国无门，欲求避世而不可的窘境。在这里还很值得一提的是，尹东柱找到梦奎，表示想要加入革命，而此前一直批评东柱“过于感性”的梦奎这时却对东柱说：“枪由我来举，你还是写诗吧”。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表面上相互指责对方的生存方式，这些指责却事实上建立在无比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梦奎何曾不理解东柱的文学梦想，他甚至一眼就能看穿东柱的脆弱和痛苦，因此他才知道东柱更适合的是什么。在这种拒绝背后，影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完成了兄弟两人的和解，也最终呈现出这些青年们永恒的矛盾和悲哀——在民族解放的重任面前，个人的梦想不值一提，然而“不有行者，无以图未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梦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文学，而保护着东柱的文学。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这些文弱的青年们，只能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当中最美好和最纯粹的那份梦想。这种带有强烈悲壮感的和解方式，与导演李濬益去年的《思悼》中的处理如出一辙，在《思悼》中的一对父子通过生死的诀别最终完成了对话和理解，而在这里，走上不同道路的兄弟最终通过相互的成全来完成了对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和解。相似的不只是导演所采用的手法和方式，而同时也是我们随着影片节奏被调动起来的情感。可以说，在经历了影片前面近乎冗长和碎片化的细枝末节之后，结尾部分的情感宣泄成为了我们最终理解尹东柱，以及与他感同身受的关键部分。李濬益所采用的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技巧，无论在《思悼》还是在《东柱》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即便在《东柱》当中，黑白的画面和零散的故事线多少会在影片开始阶段让部分观众难以适应，但是这些缺憾都在影片结尾得到了圆满的补偿。影片通过这样的取舍，来重新呈现了一个无法选择命运的亡国诗人的命运起落，它最终也没有划定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尹东柱，但是，却的确勾勒出那些被忽视和被放逐的时代青年们的悲哀身影，而这正是《东柱》借尹东柱的经历所折射和传达的无力喟叹。影片结尾部分，宋梦奎和尹东柱被要求在供认书上签字，梦奎看着纸上罗列的种种罪行：煽动学生、传播违禁书籍、组织叛军、意图叛乱……他签字了，不是因为屈服，而是因为“如果这一切我都做了该多好，我没做到，我很抱歉”；而东柱却拒绝签字，也并不是因为对抗，而是“出生在这个世上，我却只想写诗，我很羞愧”。如此荒唐，如此无奈。一个投身于革命的青年因为自己不够“有罪”而痛哭，一个远离政治的诗人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革命而羞耻。选择不同道路的两人最终因为这尴尬的时代而殊途同归，走上了殉国的道路。多年之后，尹东柱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他真的“爱国”吗？是的，只不过他不是以一种热血的呐喊在爱国，不是以一种主义和口号在爱国，而他的的确确是在用每一个字、每一行诗来爱着他那个深受创痛的祖国的。而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的这份爱，却让他深感遗憾，却让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以写诗为羞的“耻辱时代”。原载《电影世界》2016年0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