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成魔

　　《地狱之旅：一个电影人的长征》与《南京南京》的关系相当于D9碟中的幕后拍摄纪录片，但它又不仅仅是停留在花絮的堆砌和关于影片本身的访谈上，它带有更多对于中国电影制作环境的观察和揭露性质。因此，即使与《南京南京》剥离开来，这部纪录片也有着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除了那些让人无奈的黑幕，还可以让有志于从事电影创作的人清楚一个导演在摄制组中到底是做什么的，他所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那么简单，而是一次心灵的地狱之旅。　　《南京南京》在拍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在中国电影制作体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包括立项受阻、资金断裂、剧本泄露、内部腐败等等，导演陆川将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损耗在这些突发状况上，他要陪各种人喝酒，要突击关门对群众演员查人头，这些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这部影片中，让我们对中国电影所处的生态环境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这个过程带给导演的创作力和心智的成熟已经不能用长大成人来形容了，他需要在尽可能保持纯洁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理想的前提下，将自己历练成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并达到最终的妥协与合谋。　　陆川在后来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时说：“《南京！南京！》搭景招标1000万元。后来我才知道应标的人全是制片主任家的亲戚，打着建工的名头，其实是三无企业。我在一笔款打给私人账户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点，当时很生气，直接把那个制片主任开了，但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管理错误，你知道现在反腐败都是这种想法：要把贪官留在位上，因为新来的更贪。这个吃饱了，你换一个，他照样重来一次。你会觉得掉到一个洞里面。幸亏是我，多少导演就死在这事上，就是死磕。”这些事在他拍摄《王的盛宴》的过程中应该还会碰到，但他应该不会像上次那样干关起门来查群众演员人数那样破坏行业潜规则的事情，这是一个个体与体制艰难的磨合过程，也应该是每一个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创作者必需的心理准备，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演员。　　我很喜欢看崔永元制作的一套名为《电影传奇》的系列节目，其内容是回溯一些老电影创作过程。我喜欢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在那里出现的电影都是什么艺术精品，反而是大多数作品在当时畸形的创作环境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媚俗和唯上，但是通过回味那时的电影工作者在体制的缝隙内挣扎求存的历程，可以与现实取得一种奇妙的对照，因为这是新中国电影人与之战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困境，那条紧箍咒时松时紧，但它一直就在那里，冷冰冰地审视着每一个可能成为它的猎物的人。　　比起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无疑是壮大繁荣了，但这种壮大还是没有让它成人，而是在体制的枷锁和市场的驱动下被妖魔化为一个怪兽，它碾压着创作者的良知，透支着行业的信用，扭曲着消费者的诉求，中国电影的体制化生存是电影从业人员永久的命题。陆川在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体制中的作者：新好莱坞背景下的科波拉研究》中写道：“所谓‘体制中的作者’就是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保持对体制的尊重，在充分利用体制内提供的资源（类型和电影机制）的同时将对体制的尊重转化为作者的自觉，并且能执著地在表达中始终关注文化命题的作者。”其实对于大多数承受体制和市场双重挤压的中国电影创作者来说，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创作状态。于是我们很难看到创作水准呈持续上升状态的中国导演，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宁浩、张扬等不同代际的导演，本来他们有机会通过自由的创作来成熟自己的理念和技巧，但随着他们越发深入这个行业困境，就越发面临各种无奈和媾和。我不敢说陆川能否在接下来的《王的盛宴》中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但从它面世的艰难来看，我只希望这个妥协的结果不至于让影片锐气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