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工作，但也是带给我最大成长的工作

这是我做过最困难的工作，但也是带给我最大成长的工作。在我成为一个小小的主持人时，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机会，用我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在地球的另一端，访问距离我的生命如此遥远、却又跟我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人们。为什么是我呢？在路上的每一天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于是面对每一天每个议题时，我都给自己莫大的压力，深怕辜负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但越是走得深入，渐渐地我就不再问自己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资格”才能关心这个世界？我们不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吗？如果连我都不关心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样的明天，我到底还能掌握什么样的今天？走得越远，我越是明白最终这些没有答案的疑问，其实还是得回到自己的内心：“我要怎么样活着？”在我思考人类有没有告别这个世界的权利或是尽可能地延长这个身体的使用期限时，我有没有辜负活着的每一次的呼吸？我有想过自己跟人工智能有什么不同吗？当人工智能已经超越我们的想象，我有想过为什么我还能是这个地球不可取代的存在？什么是爱？什么是性？什么是界线？谁划下了我心里那条看不见的线？谁有资格来定义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呢？这是我在路上不断反复诘问自己的问题，或许它最终不会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正确”答案，但我知道，我选择的价值观最终将形塑“我的”世界。《明天之前》第一集《机器人伴侣》WhydoseSEXmatter?在出发前，我在本子上写下“AI学不来精神病人的逻辑，人会跳tone，机器不会”，但跟Harmony聊完天后发现我错了，她挺跳tone的，答非所问有时真给人一种哲学家的感觉。什么是人？如果一个AI机器人已经具备了人的外貌与温度，应对得宜，你如何定义你与他的不同？什么是意识？如何定义意识？如果人跟AI最大的不同最终是意识，你怎么确定你的意识不是他人植入的？用想象真的可以解决孤单的问题吗？对于娃娃的使用者来说似乎可以。为什么人投注感情在宠物植物甚至收藏品这个社会觉得没有问题，但伴侣娃娃就不行？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发泄，没有问题。如果是为了繁衍，那那些生不出下一代的性是否都有罪？如果是为了情感的交流，对于那些娃娃的拥有者来说，完成了想象的交流就算不上交流了吗？又是谁来决定这个定义呢？(Matt:Ifshemakesyoufeelsomething,thentherelationshipisreal.)机器人的存在是否会阻碍人回到现实？抑或，机器人的存在会成为未来的现实？伴侣机器人的存在会鼓励大家物化女性的想法？还是会让人明白机器始终与人不同？食色性也。如果性是人类最基本的部分之一，性爱功能是不是应该成为机器人不可触碰的底线？第二集《人类应该追求永生吗？》在出发去拍摄“永生”这个主题前，我问了我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如果能健康地活到300岁并有逆龄的可能，你愿意吗？为什么？”大家的回答相当有趣。有人说，可以接受，如果能中途转职，就是说到了一个年纪后可以自由选择另一种生命形态，70岁变成一棵树，150岁之后从树干走出变成一只象，200岁走进海里变成鲸，结束时沉入海底。有人站在生态的角度认为这会导致地球永续的问题而反对。当妈妈的通常都愿意，但前提是她爱的人们也能活这么久。有人说一想到要失恋20次、离婚5次就累，还是算了。有人直接回答，做人太累了。我在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答案里，看到的不是未来，而是这些回答反映了我朋友们当下最在乎的事还有状态。是啊，就是当下啊！就好像我在“长生不老大会”的会场里关了三天，最疗愈的，不是那些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新方法，还是加州的阳光啊！在向内看的同时，眼光还是得放向远方。这次的拍摄过程，的确有几次，我会觉得“要是未来真有时光机与魔鬼终结者的话，应该要解决的就是我面前这位受访者了吧”的感觉。他们正在尝试让人成为神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不会，或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被落下，成为“末日列车”里的后段班？一方面我替人类的进步感到喝采，另一方面，又对地球的未来感到忧心。嗯，就是心情这么矛盾的一集。希望透过这个纪录片，也能让你想想你现在的状态与对生命的看法和心境。这个世界已经走得很远了，让我们一起跟上吧！第三集《近邻？近敌？》这是《明天之前》四个主题里，出发前最心不甘情不愿，最不想去也最没感觉的一个主题。可能是因为我生长的环境，让我对“边境”这两个字本身就无感；可能是因为出发前被英国导演吓唬有多危险，以至于连遗书都先写好了，但心里总有个声音是，我真的要为了拍片冒着生命的危险吗？值得吗？可能是一想到要在四十度的高温沙漠里爬山就让我反胃；可能是因为我打从心里就讨厌枪，以前有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野兽侵袭或是为了打猎求温饱，现在？成为了人类屠杀同类的工具，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要是全世界都枪都不见了，至少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了吧？而我要去跟每天带着枪过日子的人相处？不舒服但是！人生好玩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但是吧？但是结束了这趟旅程后，这一集，可能会成为在我心中留下最多冲击与光明面的一集。可能是因为那片土地真的太美了，每天的夕阳与云朵的变化都美到让人屏息；可能是因为这是这四集里，唯一不用一直转机与时差搏斗，能好好静下心来，待着，感受许多当下的一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每次当我说出活生生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翻译Lulu总会侧着头问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翻啊？但那就是我最确切的感受了。他们不再是新闻里的影像、网络上的照片、报纸里的几行字，而是一个又一个生命，能呼吸会说话有感受的，活生生的人。而且这不是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未来，它，就是现在！现在这些人在求生存，现在这些人在恐惧，现在这些人在痛苦，现在这些人抱着偏见过日子。当我说出偏见二字时，我说的是全部的偏见。没有剪进片子里的一段感受是，或许因为我是外人，或许我这样说有点冒犯人，但在我看来，不管是对非法移民采取激进手段的民兵，或是基于人道主义的送水者，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禀持着某种认为自己才是最对的价值观采取行动的人，而与自己价值观相违背的人即是敌人。有趣的是，你口中的敌人是你的同胞你的邻居，他也是人家的孩子，人家的父亲。是谁在那片属于地球的土地上划下一道看不见的线？而那条线成为在你心里牢不可破的一条隐藏的线，分开了我们与他们，自己人与敌人。为什么我们要在心里画下一道又一道看不见的线局限了自己？这样的你，真的变得更坚实了吗？还是你把自己越画越小了？而我在聆听一个又一个表面看似悲伤的故事里，看到了人性，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爱！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那些我们可能遗忘的美与信赖，都在看似泥泞不堪的人生里、活生生的人生里。第四集《告别的权利》为了纪录片《明天之前》，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到全世界各地跟死神对话。从小我们被教育着尽量避免谈论死亡，因为那是不吉利的事，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工作，有一天会带着我用不熟悉的外国语言，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找到一个你愿意跟他说话，而他也愿意跟你说话的人—即使我们谈的话题是死亡。当我在波士顿的墓园，面对死亡学的教授，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面地感受到，原来世界上有人以极大的热情，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当我在瑞士巴塞尔的安乐死诊所，亲眼目睹104岁的澳洲植物生态学家，特地在家人陪同下到那里选择自己的死亡，让我意识到，唯有正视死亡，越早开始思考关于死亡的事，越早明白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才能得到生命的勇气。其中那位104岁的植物生态学家叫做大卫˙古道尔（DavidGoodall），他是因为澳洲不承认安乐死合法，才必须到瑞士去。选择安乐死的客户到达诊所，必须连续两天接受两个不同的医师，对客户进行生理跟心理的评估，确认安乐死是客户本人在意识清楚下的意愿，而且有能力自己按下那颗注射药物的按钮，如果最后一秒钟后悔的话，也有办法可以自己终止这个过程。大卫到了以后，发现不能立刻执行安乐死，显然有点失望。quot;我们还在等什么？quot;大卫在守候多时的记者面前，问陪同他一起来的孙子。quot;还有一些表格要填。quot;孙子回答。“哎！”他摇头叹了一口气，“总是有一大堆表格要填！”出发之前，我处在天人交战之中，要特地离家，搭那么远的飞机，去亲眼看一个人死亡的过程，这对我非常困难，我不断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吗？为了纪录片，占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对他和家人公平吗？但是看到他面对死亡如此无惧，甚至有点迫不及待，我原先的担忧就放下了。死前一天，孙子还推大卫到植物园去，看他最心爱的植物。从植物园回来以后，我在摄影机面前采访他：“你有跟你喜欢的世界说再见吗？”没想到大卫很不以为然地反问我：“为什么要说再见？”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慌了手脚，又接着问：“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世界，最舍不得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更让我惊讶：“我不相信死后的世界，所以我没有什么舍不得。”我突然沉默，问不下去了。在那个刹那，我才意识到，临终前跟挚爱的世界道别，这根本是我自己想法的投射，对他来说，那不是事实。“你还要说什么？”导演在旁边问我。“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诚实地回答导演。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是尝试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处境里，我想如果我要死会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才会想到人死前需要跟世界道别。他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他的回答里，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价值观。表面上我是去瑞士采访他，但事实是，即使我表面上旁观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目睹从生到死的瞬间，我还是不可能了解他，我只能明白自己。我想起在这之前的一段小插曲。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也访问了从澳洲一路陪伴他到瑞士进行安乐死的护理人员。我问她，为什么他在澳洲不请一位24小时制的看护照顾他，这样独居的他就不会在家里跌倒三天后才被人发现，可能也就不会想主动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位护理人员回答我说：“如果换成是你，连大小便时一分一秒都没有隐私的生活，你要吗？”我摇摇头，我不要。是啊！我自己不想这样，为什么长久以来，却认为看护要二十四小时随侍在侧，才是对的呢？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清楚意识到，我必须学习尊重彼此不同的存在，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跟价值来影响别人，我应该、而且只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起全部的责任。这间位于安静的巴塞尔的安乐死诊所，因为这个名人的安乐死事件而沸腾，还因此特别设置了一间媒体室，让记者发稿，大卫在按下注射药物的按钮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在媒体室里等待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我突然觉得这整件事很荒谬，最后的结果，如此显而易见，不需要诊所发言人来告诉我，实际上，我们所有人来到世上，最后的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想清楚以后，我突然变得很平静，开始悠闲地看着媒体室书架上的书。所有的书都是法语或德语写成的，唯一一本我看得懂的英文书，是中古神秘诗人鲁米(Rumi)的诗集。打开之前，我轻轻问诗集：你今天要教会我什么事？随手翻开，里面是这一段：Todayissuchahappyday,（今日如此美妙，）Thereisnoroomforsadness,（没有可让悲伤容身之处，）Todaywedrinkthewineoftrustfromthecupofknowledge,（今日让我们从知识之杯里啜饮那叫做「信任」的佳酿，）Wecanx27;tliveonbreadandwateralone,（我们既然不能只靠面包与水过活，）LetuseatalittlefromthehandofGod.（就让我们吃点从神的手上接过来的东西吧。）这时，诊所发言人走进媒体室，告诉我们大卫˙古道尔教授已经死亡的消息。我们完成了任务，走出门，天空下着毛毛雨，我平静地打开从饭店借来的黑雨伞，走进雨中，原本早上出门前糟透了的心情，有了很大的转变。“啊！这是个很棒的一天啊！”我听到自己这么跟导演说。因为在那一天，我学习到如何面对死亡。自从2011年我挚爱的爷爷走了以后，我的心被巨大的悲伤掏空，久久无法平复，时常过马路过到一半，突然走不下去，就哭出来，也有好几次因为太悲伤，无法继续工作，出走远行到阿拉斯加去看极光，但是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减轻我的悲伤，甚至每次要去爷爷骨灰的塔位祭拜，根本还没有到，就又哭了起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问：爷爷去哪了？我们还会再见面吗？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会去哪里？这些生命本质的问题，我在这一天终于得到了答案。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个是学会认识本质，二是学会尊重、不妄下评断。因为无论到世界哪个角落，在任何文化下，死亡都很难启齿，很难面对，所以我在这半年中，学会了不从字面上去解读别人的话语，因为那些都经过包装，我要学会如何去看到话语背后的本质，知道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即使连他们本人都不知道。他人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必须尊重这些不同的存在，如果我们自己也有不同的面向，甚至很多的不一致跟矛盾，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有呢？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共存的，这是世界最可贵、可爱的地方，我们不应该用攻击、憎恨来面对我们不能接受的价值观。到头来，别人是一面镜子，反照着你的心，所以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这一切，我问自己：是不是一定要用悲伤来面对死亡？我现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做的任何决定，都在呼应自己的信念和价值，尤其是我们决定面对死亡的态度，会形塑我们的生命，甚至比种族，文化，宗教能够带来的影响通通加起来还要多。从瑞士回来以后，我重新学习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还有爷爷的死亡。我发现我去塔位祭拜爷爷的时候，不再哭泣了，甚至可以拿着香，笑着诉说家里每一个人的近况。原来每一人的死亡，都是给另一个人一份生命的礼物。我爷爷的离开，对我是一份巨大的人生礼物，帮助我停下来，花时间仔细检视自己的生命，好好梳理我的人生，过程中当然难过悲伤，终于明白以后，就知道这份礼物的珍贵。我想到我站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采访，看着一条长长的边境线，分隔着两边明明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沙漠，心里想着：是谁画了这一条线？谁有资格决定你跟我不一样？因为画了界线，我们就被区分了，甚至出生时命运就被决定了，但是画线的不只国家，我们在自己的心里，是不是也画了什么界线，无法跨越？这条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是在那一刻，发现我喜欢思考的。这是我学习面对死亡的故事。本文版权归作者曾宝仪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