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在谈论关于艾希曼的审判之时，曾经将他们这一类纳粹帮凶的罪恶定义为“平庸之恶”。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些普通人，与我们那些和善的、循规蹈矩的、勤恳工作养家糊口的邻人毫无二致。他们唯一的罪过，似乎就是盲从上级的指令，缺乏自我反思能力。纳粹那前所未有的政治强力，在其占领区造就了一种反思性判断失效的状态。在此状态之中，那些习惯于庸常状态的普通人，连日常道德上的反思都变得不可能，其道德和人伦底线只会在咄咄逼人的纳粹政治面前一步步地沦陷。乍一看，似乎平庸之恶只是纳粹帮凶的事情，与我们这些良善之辈无关。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纳粹的意义决不在于它仅仅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的罪恶，而是这种罪恶事实上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所有人的人性之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为无力阻止纳粹出现并且施暴而蒙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约翰•多恩然而还有另一种平庸之恶，一种并非专属于纳粹帮凶的罪恶，而是精明的良善之辈的罪恶。它的罪恶之猛烈，恰好与人们的理智之清明成正比。人们所有的良善和理性，似乎正是在为此罄竹难书的罪恶之火加油添柴。在导演PieterKuijpers的电影《里普哈根》（Riphagen,2016)里面，他重述了二战期间荷兰最大的荷奸安德烈斯•里普哈根（AndriesRiphagen)的真实故事。此君作为纳粹的帮凶，将不计其数的荷兰犹太人输送给波兰集中营，同时中饱私囊，大发战争横财，在战后又得以狡猾地逃脱战争法庭的审判，逃往阿根廷得到庇护，晚年寿终正寝于湖光山色的瑞士。假如恶魔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它未必意味着混沌、暴力和疯狂。因为这些属于我们能够直观感受的层次，而堕落天使身居属灵的层次，仅仅关注他所带来的表面效果是不足以了解他的。恶魔很可能就隐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性思考”和文明背后。齐格蒙•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就直言：“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p.18)现代文明的理性，随着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推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每一个人在整个社会大机器里面都充当一个螺丝钉，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就行。这是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的缘由。因为作为螺丝钉的个体无需对指令进行反思判断，只需要执行就行，而且仅仅执行自己的分内之事似乎与邪恶毫不搭边。这种平庸之恶不过只是被归诸那些帮凶的事情，似乎我们这些外人就与此毫无瓜葛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察觉到我们这些“人畜无害”理性之辈其实正好是罪恶硬币的另一面。电影《里普哈根》叙述了一个大恶棍得到善终的故事，这种“政治上的不正确”恰好是对我们理性的自我感觉良好甩了一记耳光。电影告诉我们，大量的犹太人之所以被顺利地送去了波兰集中营，在焚化炉和毒气室里终结生命，与其说是由于纳粹的穷凶极恶和叛徒的无耻出卖，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理性的“精明”。里普哈根在一次对犹太人的街区搜查时，发现了一位躲藏在平民阁楼上的犹太老妇，从她头发处发现了几包钻石。他狡猾地以提供庇护的名义取得了她的信任，然后通过她以同样的方式取得了犹太人的圈子的信任，让他们一一把财产交给他保管。“精明的“犹太人相信的是公平交易的商业逻辑，相信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相信暂时的妥协会换取来安全以及以后更大的利益。无论是那位受到瞒骗而出卖同胞，最后悲愤自杀的犹太老妇，还是那些最后举家赴难的犹太家庭，抑或是家人生命安全受到胁迫而主动出卖反抗军团伙的叛徒贝洁，都是受到这种理性的幻觉所诱惑。同理，本片的主人公杨恩(Jan)也是死于这种理性的“精明”的：本来他已经在比利时修道院里面逮到了里普哈根，随时可以用枪执行正义。但是他经不起理性的诱惑，以为暂时放过里普哈根就会让他出庭作证，从而拯救犹太女子贝洁，却不料一不小心被强壮的对手瞬间反制，最后被勒死。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令人唏嘘。然而，谁能说不正是这些好人的“精明”和“计算”，让他们自己和他人得以送命，让作恶者的阴谋诡计得逞？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曾经将纳粹在大屠杀中的运作和机制联系到优生学的原则。每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理性的个体，实际上就像自然界生长的花草一样。每一株花草扎根在大地上，都竭尽所能地去获取阳光、吸收水分和土壤的养分，以供自身生长。现代文明之下的理性人亦如是，所有的人际关系基本上都被简化为利益关系，人生在世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虽然这利益并不局限于经济利益。作为社会上层设计者的纳粹统治者，就正如这个大花园的园丁。他们要将社会变成所谓理想的德意志国度，就是要将那些被称之为“杂草”和“害虫”的犹太人、流浪者、同性恋、共产党人清除出去。在这种种族灭绝的行动之中，他们所主要依赖的不是单纯来自盖世太保们的暴力，而是依靠受害者们自身的配合和服从。每一个受害者在咄咄逼人的纳粹强权面前，一再地进行所谓的“最佳选择”，从而道德和人伦底线不断地被击溃。在电影中，当里普哈根威胁要将贝洁的家人一并送去波兰集中营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招供了她所知道的反抗军成员；当桑德斯他们已经成功找到她，只需要她的证词就可以马上给里普哈根定罪的时候，身陷囹圄的后者暂时逃脱继续使用这一招来对她进行要挟，她马上将所有罪名独揽上身。共产主义者桑德斯及其同侪之所以被里普哈根玩弄于股掌之中，完全是因为后者掌握了他们的弱点：与伸张正义相比，他们更加害怕的是面对自身失败和无能这个事实，这会让他们在同行之中抬不起头做人，从而毁掉其自身的事业生涯。他们只不过是只会在乎自身利益关系的“精明人”而已，正是这些“精明”人的理性选择才让追缉纳粹元凶的这场正义之举变得荒诞可笑。电影向我们展示的正是：现代文明孕育出来的理性，恰好成了纳粹杀人和奸人逃避惩罚的最有力武器。本文版权归作者Feline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