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于血

（文/杨时旸）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逃离于原始身份——原生家庭、故乡或者原初的特定文化的桎梏。人们奔赴远方，坚定地拒绝回头，这种逃离有时成就自己，同时也伤害自己，这其中的撕裂感只能默默消化。就如同这部《萨米之血》中的艾拉-玛雅，突然之间就发现了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与未来。她飞蛾扑火般地奔赴，哪怕不惜焚毁自己的一起过往。其实，《萨米之血》讲述的是一个很冷门的故事，但它却反射出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北欧地区居住着一群被称为萨米人的原住民，他们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在上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瑞典一直企图同化这个游牧民族，他们不能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必须讲瑞典语，但同时，他们又被告知，接受短暂的教育之后他们就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帐篷里，继续与驯鹿为伍，因为当时的人类学家们在人种理论的蛊惑之下，固执地认定这个民族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的脑容量不足以支撑起在文明世界生存的能力。而故事的主人公，女孩艾拉-玛雅却倔强的想离开高原。《萨米之血》有着大量清冽、冷峻的自然风光以及稀疏的台词对白，它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犹如人类学记录片一样沉闷，也绝没有俯视视角的猎奇，它平缓地叙述，从当下的一场葬礼开始，从最现代化的生活场景切入，然后迅速转回了数十年前，一个女孩第一次经历文化休克的瞬间。它是一部被眼神、手势、细节等等一起丰沛细部共同成就的电影，那些交替出现的恐惧和希冀的微表情，那些努力模仿但终不得法的手势，一起见证了一个女孩发现一种崭新文明并且想投身于中的微妙的心路历程。《萨米之血》的优秀之处在于不只呈现现象，而是始终注视着一种困惑和困境——姐妹俩一起去学校接受教育，姐姐突然爱上了崭新的生活，努力学习瑞典语，想留在城市，而妹妹却一直以萨米的血统为荣，拒绝做出任何改变。这两个人代表了面对新文明的两种典型的态度，而这态度背后的观念却又与人们的道德判断相关。这导向了很多疑问，比如，一个游牧民族的人遇到了一种更现代化的、更丰沛的文明，如果努力融入，算不算一种文化上的背叛？又或者，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力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而这种选择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女孩对于新生活的选择几乎出自于本能的觉醒。她整日穿着象征着民族特征的衣服，却看到了其他人穿着时髦的衣裳，她看到了自己的老师(汉娜·阿尔斯托姆饰)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生活，而自己注定回到牧区驯养驯鹿，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也羡慕城市中炫目的舞会，所以，她才会偷偷穿上别人的花裙子，暗自模仿着翘起手指端着咖啡杯。那个时刻，困境就出现了。女孩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她奔赴崭新生活的行为，被同族的少女们鄙夷，而她却又注定无法毫无障碍地被瑞典人接纳，她在两边，都是异族，无从归类。人是一种需要群体认同的生物，当两个群体都拒绝她的融入，孤独就尖锐了起来。她有时像个英勇的战士，有时又只是个无助的少女。她的性觉醒和文化觉醒是一同生发的，但到后来，你很难区分那份主动到底是一种需求还是一种策略。她和瑞典男孩的肉身关系成为了他逃脱原生身份中最极端的一环，交换体液，交融基因，再没什么比这更决绝地叛离于自己的文化了，更何况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以封闭为特征的“纯洁”。驯鹿成为了《萨米之血》中最经典、最直接的象征物。萨米人要给小鹿用刀子割耳标，以表明一只驯鹿从属于某个主人，而艾拉-玛雅到了城市，在打斗中，有男孩儿夺过了她手中的刀子，给她的割了耳标。萨米人驯化鹿，瑞典人驯化萨米人。而那些所谓的人类学家剥光了这群萨米孩子的衣服，测量身体指标，那动作都犹如人对待鹿。面对这样的耻辱，有人选择逃回自己的文化中，更确定地隔离，而有人却选择义无反顾地融入。在学校时，艾拉-玛雅故意给自己改名克里斯蒂娜，但在别人心里，她一直是玛雅。多年之后，早已成为老师，在城市定居的她，儿子称呼她的就是克里斯蒂娜。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争斗算是成功了。但她去参加了妹妹的葬礼——在数十年都未曾返回故乡之后，她又一次回魂到了童年时的状态，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只不过这一次是倒转的身份。她附和着游客对萨米人的抱怨，面对着同族人敌意的目光。她逃离了一段还是一生？或者我们又是否真的能逃离于过往和原初？本文版权归作者frozenmoon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