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CSI法证科学难以承受之重---撰文:马克思•霍克（MaxHouck）

法证类电视节目中，神奇的法证技术让人们赞叹不已；潇洒自信、无所不能的调查人员让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证科学家们拥有的，更多的是无奈……从埃德加•艾伦•坡(EdgarAllanPoe)的杜宾冒险故事，到阿瑟•柯南•道尔爵士(ArthurConanDoyle)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Holmes)传奇，再到杰克•克卢格曼(JackKlugman)的电视系列剧“验尸官昆西(Quincy)”，法证科学(Forensicscience)从来都是这些传奇故事的主线。福尔摩斯使用了多种现代法证技术，例如血液检测，正是这些技术的使用，才使罪犯的滔天恶行大白于天下。早在百年前，法证科学就被系统地整理成一门专业，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DNA分析技术的出现，人们才突然意识到，法证科学来了！法证科学从未如此深入人心：2005年10月，八部罪案剧，包括《CSI：犯罪现场调查》及其姊妹剧，全都挤进了电视节目收视排行榜的前20位。就在当月的一个星期四，美国有27%的电视机都在播放CSI类节目。在有线电视方面，法庭电视台(CourtTV)播出了一部描述真实罪案和真实科学家的纪录片风格的系列剧——法证档案(ForensicFiles)，每周播出四天。这类节目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法证实验室的人员充足、训练有素，设备尖端、配套完整，善于分析，破案神速。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与现实之间，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CSI节目盛行，已经导致了“CSI效应”，部分律师和法官对此颇有微词：自从2000年CSI开播以来，陪审员深受影响，在审判过程中，他们对物证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CSI效应真对法庭的判决产生了可计量的影响？没人敢妄下结论。不过，CSI节目产生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这一点，不容置疑：警察办案时，他们会争取收集更多的物证；在学术界，法证课程呈指数倍增长；超负荷运转的实验室也难以幸免，尽管它们与传说中的分析天堂相去甚远。法庭上的CSI效应本季CSI的某一集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在虚构犯罪现场，一个电视摄制组正在记录调查员的活动。调查组主管吉尔•葛里森(GilGrissom)出面干涉摄制组的行为，并说道：“电视上的法证节目已经泛滥成灾了。”这句话可能是众多律师和法官共同的心声，因为他们认为，陪审员已经深受CSI效应的影响。那么，CSI类节目对陪审员的判案心理到底有多大影响呢？2003年，新闻媒体开始关注“CSI效应”。他们从律师和法官那里收集了一些奇闻轶事，这些趣闻似乎说明，陪审员的态度正在悄悄地改变。2005年，俄勒冈州的地方检查官、美国全国检察官协会(NationalDistrictAttorneysAssociation)副主席，乔希•马奎斯(JoshMarquis)在CBS新闻中说：“现在，陪审员们的期望值不断升高，他们要求我们对每一起案件都做DNA检测、尽可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甚至要与电视中的技术一样神奇。”在审判发生在洛杉矶的一起谋杀案时，陪审员报怨说，有一件血衣没有经过DNA检测，尽管根本没有必要——被告人已经承认自己曾经去过案发现场。马奎斯说，陪审员只从电视上了解了何为DNA检测，却不知何时使用DNA检测。在特拉华州，曾开设过一次研讨班，主要培训陪审员如何处理物证。课上，复杂的DNA案例让一位陪审员晕头转向。于是，这位老兄开始报怨了：在CSI中，绝不会有如此复杂的东西。在审判巴尔的摩的一起谋杀案时，面对两位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词，陪审团熟视无睹，执意宣告凶手无罪。而理由竟是，物证不足！律师们认为，这就是“CSI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过去五年间，陪审员和他们的期望值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算是见识了‘CSI效应’的威力，”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辩护律师约瑟夫•列文(JosephLevin)对当地一家报纸这样说道，“在审议时，如果陪审员没有看到想要的证据，他们就会问法官，罪犯的指纹或DNA在哪里？如果法官说没有，他们还会问，为什么会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明星罗伯特•布莱克(RobertBlake)的杀妻案曾轰动一时。在该案的审判过程中，起诉人不仅陈述了布莱克的杀人动机和时机，还传唤了证人，指认布莱克曾经要求证人谋杀他的妻子。不过，这些没能让陪审团信服，原因只有一个：起诉人无法提供枪击残留物(gunshotresidue)和血迹(bloodspatter)证据。最后，布莱克无罪释放。当时，一位陪审员是这样说的，如果起诉人“掌握了所有物证资料，那才意味着(布莱克)有罪”。在前49起谋杀案中，这位起诉人未尝败绩。这一次，他不得不败走麦城。在CSI普及之前，律师通常会担心，陪审团能否理解复杂的DNA证据；而现在，律师却要花时间澄清电视节目与现实的不同。“请问陪审团成员，你们是否看过法证类电视节目？”这句话几乎已成为律师们的开场白。为了避免CSI效应带来的影响，一些起诉人殚精竭虑。在亚利桑那、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反证证人(negativeevidencewitnesses)”已经走进法庭、坐上证人席。他们的作用是提醒陪审员：现实生活中，警察也是人，要在犯罪现场找到DNA或者指纹，并不容易。但是，有几位法学专家认为，CSI效应纯属胡扯。援引列文律师原话的那家报纸，还刊登了高等法院法官艾伯特•加罗佛罗(AlbertGarofolo)的原话：“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没错，CSI效应的确存在’。不过，现在我认为，这只是大家妄加猜测。我确实感觉到CSI效应可能存在，可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陪审员说过，他们想看到更多证据。”2005年，在《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犯罪、法律与社会学系的西蒙•科尔(SimonCole)和他的学生雷切尔•迪奥索(RachelDioso)写道：“电视或许能影响法庭的判决，这并非不合情理……不过，非要说‘CSI’类节目提高了无罪裁决的频率，这就有点骇人听闻。重要的是，从法证科学的角度来说，根本没有丝毫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以陪审团的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项目多如牛毛，但没有任何项目找到了CSI效应存在的证据。唯一算证据的，只是一些奇闻轶事罢了。”在千呼万唤中，对CSI效应的首项研究终于出现了。2006年2月，金伯里安妮•波德拉斯(KimberliannePodlas)公开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波德拉斯既是律师，又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绿乡分校新闻法规与道德学的副教授。她认为，对于CSI的忠实观众和从未看过这些节目的陪审员来说，无罪裁决的几率和原因并无差异——她没有看到任何CSI效应。不过，几位受试者曾说，不对物证进行法证检验不能让人信服，尽管这些物证对案情的进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对货真价实的陪审员进行研究已经得到不少人的拥护，并且至少有五名研究生(三人在美国，两人在英国)正在为研究做相关准备。事实真相不管法证类节目是否对陪审团的要求和裁决产生了可计量的影响，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电视节目正在向观众传播歪曲的观念，例如法证科学如何操作、哪些可以做到、哪些无法做到。在电视剧中，扮演法证人员的演员被刻画成了警察、侦探与法证科学家三位一体，而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超人”。执法、调查和法证科学是三项独立的职业，每一项都极其复杂，需要工作人员接受专门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专门的技能。此外，法证实验室中的专业划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成为一项规范。每一位法证科学家都必须对其他领域有一定的了解，不过，没有人能精通与犯罪现场调查有关的所有专业。另外，或由于经费紧张，或由于资源不足，或由于无人要求，法证实验室一般不会对物证进行全项分析。电视节目错误地描绘了法证科学家：他们时间充裕，足以应对每一起案件；电视中的侦探、技术员以及科学家经常全身心地投入一项调查之中。而现实生活中，科学家们任务繁重，通常会接到多起案件。在大部分法证实验室，案件堆积如山，未完结的案件已成为工作人员的心病。为了处理数不胜数的案件，实验室不得不申请更多的经费。在描述法证技术时，虚构的法证节目也常常脱离现实：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法证科学家托马斯•毛里耶罗(ThomasMauriello)估计，在CSI节目展示过的技术中，约有40%是不存在的。卡罗尔•亨德森(CarolHenderson)是美国斯特森大学法学院国家科技及法律情报交换所(NationalClearinghouseforScience,TechnologyandtheLaw)的主席，他对交换所的一份刊物说，陪审员“有时会感到失望，假如他们认为本来存在的技术而未被使用的话”。同样，电视中的调查人员可能会让现实中的同仁“自惭形秽”。电视上，一个调查员把一种未知的样品，拿到一台仪器上进行分析，几束光线闪烁之后，荧光屏上输出了结果——“美宝莲口红，42＃色，批号A-439”。接下来，他就会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询问嫌疑人：“我们知道受害者跟你在一起，因为在你的衣领上，我们鉴别出了她的口红。”在现实生活中，答案很少会如此明朗，调查人员也不会与嫌疑人正面接触。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会产生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市的一位警官说：“我遇到了一位汽车抢劫案的受害者，他在自己的汽车尾部发现了一根红色纤维。他说，他想让我做个检测，弄清出这根纤维打哪儿来，罪犯是在哪一间零售商店购买的，用的哪一张信用卡付账。”难以承受之重尽管法证科学家的装备无法与电视中的相媲美，但他们确实拥有一些先进的、不断完善中的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初级的DNA检测方法需要一夸特的血液样品，而现在，仅需几纳克(nanogram)样品就足够了。利用先进的法证技术，可以侦破旧案、扫除嫌疑、推翻错判。在电视上，这类新闻层出不穷。DNA、指纹和枪械弹药数据库已经变成了重要的资源，可以将罪犯与多宗罪案联系起来。然而，与电视剧中轻松创造奇迹相比，现实生活中的实验室更像是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分析申请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由于警方调查人员知道科学分析的好处，同时也迫于收集更多证据的压力，他们正从更多的案件中，提交更多的证物，以供法证分析之用。过去，警察从一个犯罪现场收集的证据也许只有5件，但是现在，他们会收集50到400件。1989年，弗吉尼亚实验室只处理了几十起案件。而今年，他们手头的案件已经暴涨到几千起。当然，并不是犯罪现场的每一件物品都可以，或者应该拿来做检测。面对繁重的物证分析任务，法证科学家不得不作出取舍，挑出最有可能成为重要证据的物品进行检测。但是，电视节目让人们的期望值升高，甚至不切实际，这给法证科学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来自社会、来自职业本身、来自政治领域。因此，假如一位警察带回了满满一大袋啤酒罐、烟屁股、速食包装袋和其他垃圾的话，那么迫于压力，大部分物品都很有可能进入检测计划。在许多案件中，不堪重负的法证人员不得不继续承担所有的分析工作。例如，在波士顿市以外，马萨诸塞州拥有630万人口，而负责这一地区的DNA分析员只有8名(波士顿市还有3名)。纽约市的人口略多(800万)，他们配备了80名DNA分析员。但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市的暴力犯罪率却相差无几(分别是每100,000人469.4起和483.3起)。处理这类案件时，DNA证据异常重要。因此，与其他很多州一样，马萨诸塞州的DNA分析员明显偏少。不过，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同意招聘更多的DNA分析员。随着物证采集数量的激增，本来就让法证实验室头痛不已的案件积压问题日益加剧。最近，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theDepartmentofJustice’sBureauofJusticeStatistics)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根据最新的可用数据)，截止2002年底，超过50万起案件被积压在法证实验室，尽管物证检测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完成率的90%。这项研究估计，如果当年要有30天的周转时间，实验室就得另外聘请1,900位全职雇员。司法部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2002年，美国50个最大的法证实验室接到的法证检测申请超过了120万份：在一年内，这些实验室积压的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这些增长还是在1994年以来犯罪率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物证采集数量增加的另一个恶果，就是物证的储存问题。地方、州市以及联邦政府的法规各异，因而物证的储存年限也各不相同。储存证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计算机、软件和人员来查询证据；需要专用设备来安全地储存生物学证据，例如DNA；需要足够大的仓储空间来容纳物证。在许多法域(jurisdiction，具有自己独特法律制度的区域)，储存超过一定年限的证据可能会被销毁或返还。对于一些旧案或陈案来说，物证的存储至关重要——美国纽约市卡多佐法学院的无罪计划(theInnocenceProjectatCardozoLawSchoolinNewYorkCity)已经发现，在他们深入调查的、有可能存在误判的案件中，有75%的案件，它们的证据已经不见踪影。就算是追查确实存在的证据也是问题重重。2003年，美国罪案实验室主管协会(AmericanSocietyofCrimeLaboratoryDirectors)作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全美超过1/4的法证实验室根本没有配备必需的计算机以记录证据的去向。美国奥尔巴尼大学东北地区法证研究所(theNortheastRegionalForensicInstituteattheUniversityofAlbany)所长、纽约警察局实验室(theNewYorkPoliceDepartmentLaboratory)前主管马克•戴尔(MarkDale)估计，想要在以后十年里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就得另外聘请10,000名以上的法证科学家。此外，设备的更新换代将花费13亿美元，添置新设备也将需要投入超过2.85亿美元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