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式、访谈式）纪录片的建构方法

为方便描述，当下文使用Westwood,McQueen时，指代的是电影；使用西太后、麦昆时，指代的是人物。通过认真思考、分析后，将McQueen评价由四星升至五星，Westwood保持三星评价不变，以示差距。在分别看过Westwood和McQueen数遍之后，11月1日晚在百老汇影院两片连看又使我有崭新的发现。由于手敲字幕员工作的特殊性，且两片都属于英文对白密集的纪录片（分别拥有一千三百多行字幕、两千两百多行字幕），我选择了“听电影”而非“看电影”的方式——为求准确无误地敲出字幕，我只能全程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台本（剧本），完全靠听力将对应每行敲到字幕机上。因此，我的观影过程退化为半听觉体验（余光还是能扫到大银幕），但是专注于剧本阅读让我得以清晰地思考两部电影的异同和优劣。首先，这两部新片天生就适合拿来比较，欧盟影展策展人将它们安排在同天放映也正有此意，这种比较是有趣且有益的。它们拥有太多外在的共同点：都是人物纪录片（传记式）；主体都采取访谈的形式，辅之以历史图片及影像；主人公都是著名时尚设计师，他们都来自英国。更为神奇的是，两片各有一句台词提及对方。但他们具体呈现出的效果又是截然不同的，仅就11月1日观众的反应来看——Westwood的放映在晚上七点的黄金时间，但放映结束后没有观众鼓掌；而McQueen散场时已将近晚上十一点，大家在全片结束后报以热烈掌声，接近结尾时现场还不时传出啜泣声。尽管我不能简单以有无掌声来断定影片好坏，但观众的反应已经能说明一定问题。横纵向对比的可行性、不自觉的互文性、影片效果的差异和我的工作性质，使得这篇解读无法将两部影片割裂开看待。我希望下文能超越一褒一贬的简单评判，而在具体的比较中寻找到更为合理的传记纪录片的建构方法。结构的决定Westwood的架构是议题式的，每个没有做明显划分的小段落都讲述主人公的经历，如朋克风潮、关心环境、情感生活等。但段落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换言之，它们是一座座孤岛，是无数信息的碎片，而不是建起大厦的一块块砖石。维斯特伍德：朋克，偶像，活动家(2018)6.92018/英国/纪录片/LornaTucker/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当然，创作者凭借类型化的技巧，试图向观众传递情绪（来自角色的、来自影片的），如多次剪入西太后本人对采访的“厌恶”。创作者意欲用这个结构上的花招体现西太后的反叛，同时展示反差造成的幽默感、间离感，令观众会心一笑。然而在通片结构涣散的情况下，这种挽救是无力的，甚至是徒劳的。散文式的结构有可能使一部人物纪录片变得出色吗？我暂时想不出正面案例。看至结尾，西太后的形象仍是标签化的，标签化意味着模糊。在不了解她或者从媒体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她的观众眼里，这种形象显然缺乏说服力，也缺乏记忆点。标签化的形象是外在形象、想象形象，而非内在形象、真实形象。创作者如此接近人物却放弃了深入，无疑是令人惋惜的。此片的副标题是Punk,Icon,Activist（朋克，偶像，活动家），也可看作对标签化手法的一种申明。作为一个时尚的老太太，西太后最终仍处在猎奇的语境中、时尚的神坛上，远离普罗大众，在电影里作为一个流行符号而非有血有肉的人而存在。她的挣扎是什么？她如何施展才华？她为何取得成功？影片没有给出回应，而只满足于表面上的充实，最终沦为素材的堆砌。而观毕McQueen，情感的狂潮将席卷每个观众。冷静下来分析它的结构，无非就是编年体而已，按时间顺序将其人生中几个重要的“秀”分成不同的“录像带”（Tape），这种方式简单但非常有效。原因在于编导深度挖掘每个“秀”背后的内涵、创作的过程，从而揭示麦昆的性格及其状态的变化。麦昆的痛苦以及痛苦的成因，在观众面前一览无余。除了让观众理解主角麦昆其人，影片还试图将表现主体延伸到时尚业，换言之，麦昆是显性主角，而FashionBusiness是隐性主角。通过最直接有力的影像，加上关键人物的描述，创作者成功彰显了时尚的魅力，并确认时尚是艺术的分支。这是影片的野心，是一种自然地、不自觉地流露，但绝不至于喧宾夺主。——看到13号系列机器人给模特喷漆的画面，你是否和麦昆一样在秀场上“第一次落泪”，体认到时尚之美？秀场在此刻不再是名利场。——看到沃斯系列的终场画面（一个被蛾子环绕的胖女人），你是否更理解麦昆对时尚业辛辣、前卫的批判与讽刺（“时尚产业有时候很肤浅”）？这声音因来自内部而显得无比珍贵。——看到Scanners系列中那个迎风艰难行进的模特，你是否能感受到麦昆至深的孤独？他将他的全部生活献给了工作。而在Westwood一片中，每场秀的影像被打碎散入蒙太奇中，变成浮光掠影的存在。走秀的画面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展示，没有背景故事，也缺乏深度思考。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是创作上的懒惰，甚至是纪录片理念的偏差。对这个重要元素的不同处理方法，使影片高下立判。访谈的技巧（/素材的安置/主题的深度）当两部影片采取相同方式（采访特定对象，引导其发言并剪去提问）却取得不同效果时，访谈的技巧与对访谈素材的安置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观众清楚这两位设计师的人生结局，势必会觉得拍摄麦昆更有难度——因其已经过世，无法通过采访获得一手资料。但这种担心很快被证实是多余的，作为公众人物，麦昆在生前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包括电视采访和他自己拍摄的DV录像。于是创作者的难题或思考点转化为：如何将既存素材与新鲜采访有机结合在一起。McQueen最终按照麦昆自己的创想（“关于亚历山大·麦昆的原创纪录片-麦昆的录像带”）建构起来，麦昆的自白贯穿全片，成为承前启后、画龙点睛之笔。同时，观众也发现在McQueen一片中，被采访者的情绪富于变化（大部分由轻松到凝重），镜头的景别也有变化（近景与特写交替），这无疑进一步放大了情绪。因采访场景不变，被拍摄对象穿着打扮也不变，我大胆猜测创作者对每个人的采访只进行了一次，但每段采访都捕捉到了相当有效的信息，因而得以被分散到影片各处。采访者的正确引导，是影片成功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反观Westwood，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对西太后的历史采访影像，过分依赖主人公的当下自述（有理由怀疑电影的建构方式也受到她自述内容的影响）。而大多数人物在大多数时刻面对镜头时情绪单一，从电影外观上（狭义的，指代人物的表情）就缺乏起伏，先天地减损了电影内在（主题）深入的可能。苛刻一点讲，创作者似乎完全放弃了以情动人的意愿。那么拍摄纪录片的意义何在？两人都是时尚界的传奇，都具有杰出的才华，都积极主动地接受考验，因而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他们的人生结局完全不同——一个是逝去的传奇，一个是活着的传奇；一个是自毁的天才，一个是和解的天才。McQueen告诉了你麦昆悲剧命运的成因，而Westwood则无，用众人的齐声赞美结束了全片。我一度认为死亡给麦昆加冕，从而降低了西太后的传奇性，导致自己对两片观感不同，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的幼稚和对死者的不尊重。死亡作为故事结局之一种，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揭示这一结局的过程才是重要的——过程是电影的，结果是新闻的。感同身受，是艺术作品追求的至高境界。//观影的声场因前文所述的工作需要，我在线上线下看过两片多次，而在影院环境中基本处于聆听状态。仅就听觉上的体验，McQueen同样略胜一筹。磅礴、悲壮的配乐，从第一秒开始似乎就为电影奠定了基调。情感浓郁的配乐不时贴在采访声轨之下，使电影航向悲伤之海，航向天才疯狂而脆弱的内心，航向人生的复杂真相。我因而想起前段时间看过的《南海十三郎》中一段台词：“千万别以为自己是天才。真正的天才只有两个结局，一是早死；一是疯了，悲剧收场。因为天才是永远不会跟世俗妥协的。”有趣的是，今年欧盟影展的两部预告片（一长一短）分别选择了这两部电影的主配乐。我又为这篇解读的“合理性”找到了依据。顺带一提，观察（聆听）观众的反应成为我字幕员工作的一大乐趣。对于听不懂外语的观众，字幕是他们理解影片的关键。而字幕出现以及停留的时间，无疑会影响情绪的传递。恬不知耻地说，我“操纵”着观众的情绪。在按下鼠标的时刻，我听到观众席里的笑声，也听到他们的啜泣，也就在那时我顿悟敲字幕这个动作具有的艺术性。每个人只有体会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这才是《我为什么要做字幕员》的真正答案。同时，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电影院主义者”（即宣扬一部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看过才是真正的看过）而言，选择哪个场次观影也将影响对影片的体验——不同场次观众的观影素质、情感体认能力有所不同，但碰到什么样的观众全凭运气。这个现象将小小地打击原教旨主义者的立场——是否在影院观影的确重要，但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观影时是否能摒除外界干扰并打开自身全部感官——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看过”电影。我亲历Westwood在百老汇的两场放映，首场观众笑声更多，对创作者的小心思的反映更为敏感。至于热烈的反映更好，还是安静的反映更好，则见仁见智。本文版权归作者晚不安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