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历史，粗粝的现实

Yesterdayoncemore，这是电影《别岁》的英文名，不免令人想到卡朋特乐队的经典歌曲。所不同的是，卡朋特是温情地回忆童年时光，而《别岁》则相当尖锐地介入到历史与现实中去。在电影的最后一幕，老知青周树达带着自闭症的孙子陈小康，驾驶着儿子陈乐留下的旧汽车，沿着茫茫长路，一路向北，赶回北京。此时，正值年二十九，交通广播里已弥漫着除夕的喜庆与热闹。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周树达告别沉重的昨日，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在电影结尾的字幕里，导演向我们透露人物的最终去向。因劫持人质的陈乐被判了十年。周树达最终在狱中见到自己的儿子。自闭症少年进入北京某所特殊学校，完成小学学业后，顺利进入初中。自闭症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中，应拜李连杰、文章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所赐。一般来说，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会有语言障碍和社交障碍，严重者甚至有智力障碍。电影中的陈小乐显然有语言和社交障碍，他在课程上会时不时地发出怪叫声，严重影响到课堂的教育秩序。学校与老师不得不想办法，为陈小康争取更合适的学校与教育机会。然而，悲剧就发生于此。陈乐误以为教导主任歧视陈小康，过激之下，选择持刀劫持人质，试图为儿子争取一个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无疑，这是一个可避免的悲剧。若是陈乐能够掌握一些自闭症相关的知识，自然不会选择如此激烈的方式去争取并未被剥夺的权益。换言之，陈乐为孩子所作出的反抗举动，事实上是无效的。他的举动就像是举着长枪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充满了悲壮与反讽色彩。但与唐吉坷德不同的是，我们看着陈乐的所作所为，嘴角所泛起并非是微微的笑意，而是苦涩与悲痛。正是因为反抗的无效，才更凸显出历史的荒谬，才更凸显现实的绝望。二说实在的，《别岁》并不是一部旨在关注自闭症少年成长与教育的电影，导演有着更深邃的人文与历史的关怀。自周树达至陈乐，再至陈小康，爷孙父子三代人，呈现出逐渐失语的趋势。周树达表达无碍，陈乐说话磕磕碰碰，陈小康则一言不发，这样的情节设定，大概是有所指。作为老知青的周树达，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他是陈乐、陈小康逐渐失语之悲剧的始作俑者。他曾经不顾一切地逃离历史，并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缺位，导致了儿子陈乐成为“牺牲品”。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的：“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因此，陈小康的自闭症便像是一个巨大的“疾病的隐喻”。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彻底理解陈乐的敏感、愤怒、不甘与过激。他不想让儿子陈小康成为牺牲品，成为无知者，成为犯罪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告别昨天的一切，都是在奋力挣脱历史与现实里的因果轮回。这里所说的“因果轮回”，并不是指宿命论或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历史与现实的漩涡。周树达爷孙父子三人，各自承担着“昨日、今天、明天”的指向。尽管周树达有着激扬而浪漫的青春，但那段知青岁月却是灰暗的、失落的。作为知青的他，在毛主席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号召之下，离开自己的熟悉的城市，走进农村。可以肯定的是，周树达下乡之前，肯定满怀雄心壮志。然而，粗粝的现实逐渐消磨了他的斗志，以至于他不辞而别，逃离农村，逃避自己的责任。因此，周树达寻子觅孙的过程，不妨理解成他终于有勇气去正视自我。他不断地遇见旧友，慢慢接近被他抛弃的幽暗岁月。他努力接纳并纠正自己的过失。在周树达这条故事线上，导演放弃了丰富的颜色，选择单调的、灰暗的黑白。在这一刻，幽暗的历史与粗粝的现实纠缠在一起，进而造就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历史的错位的，现实是错位的，婚姻是错位的，爱情是错位的……《别岁》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错位的。把陈乐身上所有的悲剧，都归罪到周树达的身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就像我们不能把周树达个人的逃避与不负责任完全归罪于“上山下乡”运动一样。诚然，大环境或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人的命运。但就个体而言，大环境越是糟糕，越是要鼓起勇气去承担自我的责任与使命。这责任与使命，也许并不是国家或历史层面的，而是个体的、家庭的“小”责任，比如说照顾好孩子与妻子，让妻儿的生活不受颠沛流离之苦。因此，陈乐这个人物的闪光点就在于，尽管自己深陷现实的泥淖，他仍极尽所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就叙述层面来讲，《别岁》其实是粗粝的。导演的一些小技巧，指向与用心显然过于“昭然若揭”。比如说，陈乐与周树达接陈小康的场面，简直是“历史的重演”。王雅茹的职业身份的设定，大概不是为了揭示“底层人民抱团取暖”，而是为了增添故事的传奇性。或者，为了表示陈乐这个人物超越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好坏，是否一定需要王雅茹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与功能呢？就王雅茹而言，她其实可以更出彩、更自信的。不管怎样，我喜欢这部电影。导演以极大的野心与悲悯去理解父辈与自我，并努力地弥合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本文版权归作者辉城啊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