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忧伤：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

信仰捍卫者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社会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总觉得这些问题与困境需要他予以关注、思考与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也被人们称之为人类价值的守护者与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更具有一种道德激情，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超越感，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能实现，但他总是以这种他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这种道德激情使他判断事物时，总有一个价值尺度和独立的价值立场，超越了阶级利益与集团利益的视野，能从人类的福祉的视野来评价事物。沙新希望在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批判中，去寻求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症结与起源，为解决这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做出自己的思想探求与选择。像沙新这种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他不属于、也不依附于任何阶级。正是因为他具有知识分子的道德热忱，使他具有的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游离于利益集团之外，面对问题具有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与自以为是，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然而，我却更看重这一概念表达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态度与不依附权贵的精神。忧伤的步伐，迷茫中前行当代中国的世俗化潮流对人们思维与价值取向的全面渗入，可以说是对国人心理与精神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重大冲击。一百多年来，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不断产生与加剧，各种主义与精神信仰，在不同的时期均起到了抑制、缓冲世俗化的作用。世俗化程度只是到了全民经商的时代，才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在1992年以后，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政治与意识形态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成员产生的精神冲击，主要表现在功利化的价值观取代了道德激情，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道德激情的弱化，也导致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的削弱，以及社会使命感的淡化。这也导致知识分子往往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而忽视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与社会批评功能。影片中，从哲义理身上可以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道德使命的弱化，完全沦为一个自私庸俗的知识分子形象。沙新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贵族”，是一个清流派的文人知识分子。这一类人对自己所崇尚的人文主义与理念相当地执著，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中精神最为孤独的人群。一方面，他们从世俗化潮流中，感受到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人格的侏儒化与动物化。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又非常不合乎他们的理念，于是便成为社会中的一个个的“孤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精神上可以依托的支点，他们内心又不愿与虚伪破落的社会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只能回归到自己所钟爱的理念世界中去，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愤世妒俗，并以清流自许。与此同时，他们对城市消费文化忧心忡忡，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当作小市民来嘲弄。沙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于市井青年的怨愤不满轻易地流露于拳头之间，指责普通民众贪图享乐。知识分子强调的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在沙新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对普通民众的命运、愿景的关怀，而表现出来的是缺乏社会内容的人文精神以抵抗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影片中反映的优化组合实际上是以市场机制来改革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这一措施触动了生存在体制里的人。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使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挣脱政治依附的历史机会。知识分子有了新的生存空间，政府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控制。然而在这一历史机会面前，部分知识分子显得惊慌失措，对市场化的力量深怀疑惧，而对以人身依附为代价的国家保护恋恋不舍。对于那部分依附成性的知识分子来说，走向自我承担风险的独立与自由，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知识界本与党政官员及国企工人一样，是高强度地依附原有体制的群体。知识分子要彻底摆脱对政权的依附而获得独立与自由，还有待于体制的进步改革，使科教文卫机构不再是政府的附属单位，而是社会的独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