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第二季观影记录

1、乌克兰首都基铺艾伦·佩姬和伊恩·丹尼关于《同行》第二季记录片的第一站是乌克兰的首都基铺（Kyiv,Киев），基铺地处乌克兰中北部，在经历1917年俄国革命引发的动荡时期后，自1921年起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重要城市，1934年后成为首都。（1917年-1934年首都为哈尔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辅遭受战火蹂躏，但战后快速的复原，成为苏联第三大城市。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基辅再次成为乌克兰首都。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乌克兰是个被战乱和革命分裂的国家，而这些复杂的历史因素，造就了当代一群极右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组成了边缘组织，这一意识形态背后代表的是对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人对不信任甚至是排斥，他们认为乌克兰应该保持独立性和保守性，而他们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新纳粹主义的人群。片中有采访一个叫“时尚制裁者”的暴力反同组织，这个组织捍卫传统主义价值观，痛恨并反对西欧等国输出的“西方价值观”，认为“同性恋”属于道德败坏的行为，该组织成员表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行为，对孩子后代是有坏的影响，遇到这种人应该枪毙解决他们。乌克兰2015年的同志骄傲游行活动中，遭到了一群极右分子的暴力袭击。在艾伦和伊恩采访的乌克兰当地lgbt成员中，其中有一名叫弗拉德的人，他原是新闻学学生，但选择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艺名格皮，以下统一对他称格皮），在当地一家也是唯一一家lgbt酒吧从事变装表演活动，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变装女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艾伦和伊恩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变装？”格皮回复是变装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变装就像一种沟通形式，是连接外界和lgbt群体的桥梁。即使格皮知道他每次变装出门或回家，从出租车下车后可能会被人殴打，他很害怕生命受到威胁，但他还是选择并坚持从事这一工作。格皮说：“与众不同不代表叛经离道。”艾伦和伊恩还采访了基铺另外一名lgbt成员叫马克西姆，他是一名作家，也是乌克兰为数不多公开同志身份的记者，他认为在国内反亲欧抗议的背景下，同性恋问题变得具有政治化意义，而过多批评国家的这个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极右分子的攻击目标作为一名记者，马克西姆坚持力行揭露身边对lgbt群体的伤害行为，虽然这常常导致他会面临很多生命威胁。最后艾伦和伊恩采访了一名当地lgbt活动家，他叫卓扬，卓扬讲述：他曾有一次和他的伴侣提姆尔在街道边的凳子坐着休息，当时他的伴侣坐在他的腿上，但因为他们这种同性伴侣之间的亲昵行为，惹来了一群极右青年（新纳粹主义）的言语侮辱、恐吓，有3名极右青年拿出辣椒水对着他们狂喷，并开始对他们拳脚交加，而路上的其他人漠不关心，卓扬和提姆尔只能尽快逃离现场。除了因政治历史原因产生的民粹极右主义的反对浪潮外，乌克兰本身的社会环境对于同性恋的接纳度也非常之低。纪录片阐述经研究数据表明，在乌克兰，63%以上的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同志联盟成员尤里在街上发起的活动宣传也会遭到普通民众的反感，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被宣扬，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下一代青年。这一意识背后本质是对同性恋的绝对否认。因为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才会反对所谓的宣传，甚至担心对未成年的不良影响。2、印度孟买印度是拥有10亿以上人口，22种以上方言的国家，因为宗教文化的因素，他们往往能认可第三性别的存在，却会污名化同性恋行为，而这也是基于印度第377刑法的社会影响。第377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起于前殖民时代，该条目对所谓“违背自然”的同性性行为进行定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该法经历过09年的废除，13年复合法后，最新又再废除于2018年9月6日。但这只说明同性行为不再属于违法，不代表同性婚姻合法。除了这些基本的文化和法律背景外，印度社会里的包办婚姻、家长制度也影响着同性恋文化，如在片中采访的帕德玛芙家庭里，作为父母，即使在儿子是同性恋的情况下，仍选择在报纸上为儿子征新郎。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社会现象，反应了印度社会里深固的婚姻、家庭价值，而这和中国国内主流的家庭观念也较为相似。在中国，婚姻也是围绕在家庭这个核心上，而非仅是个人的事情，甚至婚姻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人生必须存在的一环，婚姻也不一定需要所谓的爱情，它更落脚于陪伴这一概念。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婚姻的必须性，lgbt群体除了面临同性道德问题外，也要面临婚姻压力。在印度首都孟买中，可以看的出来，社会对于同性恋行为还是有一定包容度的，起码在这里的gay吧里，不用担心像乌克兰那样的社会安全威胁，同志们也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平台来往认识。但“女同性恋”群体在这一人群中，是消失的。这又不得不考虑到印度中严重的男尊女卑的文化现象。针对女同性恋情况，艾伦和伊恩采访了一个叫“基茜”的同志小组，他们会更愿意去号召针对女同性恋的活动。基茜成员也深刻地阐述了，在印度作为一名女同性恋，面临的文化困境。在印度女性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存在，大部分的女性连基本的独立生存、婚姻自由的选择都没有，更别说做出与其他有悖于主流的选择，即选择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生活。此外，艾伦和伊恩还去采访了印度特殊存在的文化现象海吉拉，他们因为生理构造问题，使得他们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阴阳人，即使海吉拉在印度宗教教义中早已存在，也取得印度法律认同，但他们仍因为少数人群的形象，而不被大多数人所接纳。接着，艾伦和伊恩又去采访了一个跨性别者男性拉杰和他的妻子拉克蜜施，拉杰在表达了想成为一名男性后，被父亲送进医疗机构通过电击等方式矫正，并且在他们从原生家庭逃离后，拉克蜜施还被父母骗回家庭，进行迷信治疗，其父亲甚至对她们进行生命威胁。但即使是面临这些困难，拉杰仍然说要坚持做自己，并对伤害他们的家人毫无憎恨之意3、法国巴黎这次主要是伊恩独自去法国巴黎进行当地lgbt文化采访记录，玛莱区是巴黎其中一个城区，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同志社区之一，也是法国著名的同志区，是巴黎lgbtq文化的核心。多个被采访者都表达在玛莱区，他们会更感到自在，与此对比的是，有被采访者表示，巴黎其他郊区对同志的接纳度是非常低的。法国的lgbt骄傲游行活动越来越非政治化，比起作为一种权益活动，它更像是一场狂欢活动。埃德温（记者、lgbtq积极分子）就表示希望能更涉及政治性问题，就此衍生出了另一种游行方式即骄傲午夜游，该活动会更聚焦于lgbtq的政治性权益。虽然在法国巴黎，看似对于同性恋问题更具有开放性表现，但同时反同或者恐同的言论也更明显、更激进。相对于男同文化的丰富、开放，跨性别文化自有其发展抗争的独特历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存在“午夜舞会”，那时的跨性别者通过表演形式展示自己，虽然其中会面临当时社会法律的惩罚和禁锢，但他们依然坚持通过这种表现形式来进行抗争。在法国当代，跨性别文化发展仍有重重困难，对于跨性别者的恐惧甚至存在于男同女同之中，跨性别者对lgbt群体的归属感并不强。从国家法律到文化意识层面，法国更倾向于确定个体的具体单一性别，在性别概念上缺乏包容多元的态度。在法国，女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则更倾向于地下活动，如白莲花骄傲派对。法国的殖民和移民历史背景，造就国内公民社会身份的多样性，目前的同性文化包容局限于白色人种、有钱人等人群里，对于有色人种、穆斯林、其他复杂性身份公民来说，他们作为同性恋的权益并不一定能得到完整的保证。法国日益加剧的社会阶级分化、恐怖袭击等问题，也激起了保守主义的回潮，他们排斥多元化文化形式。4、美国南部这集主要记录了伊恩在美国南部几个州的采访，里面涉及到保守主义者对于同性政治话题的态度：认为性取向是私人化的事情，不应该被政府过多干预；还涉及到hiv病毒的专访，其中一个被采访者表示禁欲主义并不能有效阻止hiv感染率，人们总是需要发生性关系，而故意传染hiv获刑只会让潜在hiv感染者更不愿意接受检测，社会群体对于hiv病情结果的不够了解，会造成过度的恐慌的集体心理。就如人们对于少数群体的恐慌和排斥，根源上是来源于无知，进而产生的恐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的采访记录，亚特兰大76%的人口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对于同性恋是坚决不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伊恩采访了当地一名gay马克思.托尔伯，他在睡梦中被恐同人士泼沸水，造成3级烧伤，但因为法律规则问题，没办法以仇恨伤害罪名惩罚犯罪者，意味着犯罪者不会得到最实际的惩罚量刑。恐同伤害，其实是很多同性恋者对于出柜的害怕和顾虑，除了出柜后要面对他人言语上的侮辱歧视，大部人其实都会担心自身受到暴力伤害、生命威胁，对此受害者之一的马克思.托尔伯的建议是：“要时刻保持小心，但不要生活在恐惧中。”仇恨受害者马克思.托尔伯即使马克思.托尔伯的背后都是成片的“仇恨”伤疤，他还是选择坚持追求自我通过艾拉和伊恩的同行纪录片第二季，可以了解到西欧几个国家中lgbt的生存情况，因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法律制度甚至是国家文化形态的不同，lgbt群体面临的困境也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lgbt是大众中的少数群体，因为属于非主流群体，总是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歧视、仇恨甚至是暴力伤害。如果你刚好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那么坚持并追求真实的自己，永远是最重要，也许在中间会经历自我怀疑、自我否认甚至是来自外部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