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天梯：日常、时尚与道德的悖论

国庆节到了，七天的长假开启，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不知道大家会到哪里去玩，除了那些接踵摩肩挤死人的常规景点，有没有一些非常规的新鲜的尝试？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即将上映的一部名为《喜马拉雅天梯》的纪录电影。这部讲述登顶珠峰的影片最近我在蓝色港湾和电影资料馆各看了一次。除了主要的投资人、导演萧寒之外，另外一个署名导演的则是我的朋友梁君健。君健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清华大学就读，后来留校任教。两三年前，我们有段时间曾经联袂在国际广播电台参与“环球文化圈”的直播工作，担任评论嘉宾，和主持人阳燕一唱一和。录完节目，我时常搭他的顺风车回小西天。后来他回校任教，我则因为工作忙碌，不再参与节目录制，大家彼此见面不多，也就在朋友圈偶尔寒暄。在我的印象中，高校老师一般都是“动嘴型”的居多，曾经在朋友圈照片里看到他剃了光头拍片的情形，我也以为是常规的指导学生的实习作业。直到这次大银幕上看到他的名字，似乎一切才恍然过来，由衷地佩服。推荐《喜马拉雅天梯》，除了有了这层朋友关系，还在于这本就是一部令人看后就会不断“琢磨”的影片。比方说，在蓝色港湾的映后交流中，有很多请来的影迷本身也是登山爱好者。他们在映后，纷纷表达了诸多自己的激动心情，因为片中所反映的对于人类极限的挑战，他们曾经亲身尝试。百老汇电影中心的策展经理、我的好朋友杨洋妹子也说，这是她今年看过的最让人动容的影片。若干年前，她也曾经在喜马拉雅脚下、尼泊尔一带诗与远方地流浪了两个月。但——《喜马拉雅天梯》中一条埋藏的主线，显然不是在呈现这种文艺气息浓郁的心灵放逐，甚至也不是在鼓吹什么跨越极限、挑战自我，而是从另外一个视角，也即是西藏当地人民的视角，来叩问这一越来越成为内地都市新富阶层新潮时尚的攀登行为。正如片中珠峰北麓上绒布寺里那位老喇嘛的叹息，这是很让我动容的一幕。这位老者面对镜头说，珠峰对于藏人来说是如此的神圣，因为相传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师曾经在这里修行，这是洁净的无污染的圣地，本不该被外人打扰，但是没想到现在却成了都市人心中越来越热衷的新时尚。那些在交流会上，分享自己当年攀登珠峰经验的朋友，你们是否有意料到，在藏人的心目中，你又为何要从远方来？我曾在一本时尚杂志的内页看到整版的大幅照片，背景是洁净的雪山，前面则PS上了万科老总王石先生和他的高管团队，西装革履和圣山原始的静谧融合在一起，那显然意味着企业团队攀登人生新高度的宏图伟愿。登顶珠峰，是如今很多大企业家彰显身体能量和精神世界的绝好途径。但是也许，从藏人看来，你们也无意中惊扰了圣山的宁静。你们是成功的企业大亨，也是不受欢迎的文化闯入者。在诸如王石先生登顶珠峰的真实照片中，个人英雄主义被有意无限地放大，观者只看见山和人。人的能量和山的神圣，互为指认。但《喜马拉雅天梯》当中实际在无意地消灭着一个关于超级英雄的神话：没有藏族登山学校那些高山向导的无畏付出，没有资本的力量和物质的保障，人类单靠个体力量其实根本征服不了珠峰。可是，诸如王石先生这种成功的背后，藏人登山团队只是被指认为“用钱可以购买”的平等交易，所以在日后的商业宣传中，这些人都被理所应当地遮蔽不见。成功，最终只属于一个人。这是我觉得《喜马拉雅天梯》中的非常耐人寻味的角度。影片中关注的重心，不是从远方来挑战自我的客户，而是为了这些客户而被刻意定向培养出来的藏族高山向导。他们从珠峰脚下的两个县城中被定向选出，经过四年的艰苦训练，具备了辅助商业登山的能力。镜头关注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家的思念，对父母子女的眷恋。登山，对于他们，只是日常的职业，而不是什么神圣的事迹，更不是什么崇高的行为。每一次出发，他们都会经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内心的焦灼。片中专门关注了一个藏族登山青年，他在下撤的过程中经历了雪盲，眼睛受到了损害。在片中，他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对导演说：我真得不想再来这个地方。而《喜马拉雅天梯》中最为真实的地方，也正是呈现了一种充满矛盾的悖论。珠峰是汉族人力图征服自我的对象，也是藏人反对外人惊扰圣灵的净地；攀登珠峰，对于汉族人来说，是神圣的、时尚的；对于藏族人来说，则是日常的、乏味的。但是即便内心再如何的乏味、无趣，还是要继续去做，因为正如片中登山学校的教练普布顿珠(普布顿珠饰)所言：我们要感谢珠峰，它给我们谋生的可能。想想，这也是蛮悲伤的事情。影片临近结束之处，西藏登山学校又来了今年的一批新生，面对导演的镜头，谈论为何要进入这所学校，他们多是茫然。也正如普布顿珠，一个以登山为职业的人，一个创造了无氧登顶成功的英雄，他最终让自己的儿子选择了高考，做普通人。在《喜马拉雅天梯》中，你可以看到用4k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壮美的风景，也可以看到登山过程中如雕塑般的人体的静美，但打动你的，一定这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导演萧寒和君健，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他们选择了一种温和又暗含锋芒的表述方式。关于攀登珠峰，90年前英国人J.B.L.Noel就拍过一部名为《珠峰史诗》（TheEpicofEverest，1924）的作品。标题就是“一部关于英国伟大探险家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史诗”。这部作品去年经BFI修复后，曾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以现场配乐的形式呈现在中国观众的面前。这部作品现在看来，当然是20年代欧洲兴起的“山岳电影”的一种纪录片原型。活动影像的保存，让它无疑保有了非凡的人类学价值，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成为了文化殖民的明证。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冯小宁那部《红河谷》讲述的故事。西藏是我们神圣的领土。那么，我们今天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面对着宗教、族群、价值观、人生的抉择与无奈等种种的矛盾，我们要如何定义《喜马拉雅天梯》的价值？从当下看，《喜马拉雅天梯》没有以闯入、猎奇而是以日常的视角切入登山队员的生活。它的质朴和简单，让它具备了更深层次的人类学电影的价值。它纪录了藏族登山青年的简单纯粹，也丝毫没有回避现实问题，它没有把电影拍成一部娱乐化的、仅供消费的时尚大片集合——尽管它的很多镜头确实是非常地富有魅力。学者保拉.拉宾诺维兹等写过一本纪录电影专著《谁在诠释谁：纪录片的政治学》。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用来对《喜马拉雅天梯》发问尤其的合适：这部电影，到底是谁在诠释谁？是萧寒和君健这两位汉族导演吗？无疑，它们是影片的掌舵者。但是，这部影片的部分采访者（你能够听到清晰地藏语提问）、摄影指导以及最后扛着摄影机登顶珠峰的，又都是藏族电影人和登山队员。也就是说，当汉族导演用镜头对准藏族登山队员生活的时候；那些藏族的持摄影机的人，也在用自己的充满主体性的镜头，观察汉族登山客户的一举一动，思考本民族的文化命题。族群的文化碰撞和议题交流，通过摄影机语言的“相互纪录”保存下来，这是我最为欣赏的创作态度。这种“相互记录”最终在美学上的呈现，便是摄影机语言是丧失了强势族群的特权，《喜马拉雅天梯》最终成了一部跨文化的思考电影。以前我们总是说，过去我们的少数民族电影是汉族人拍得少数民族电影；我们后来提议，自己的族群纪录自己的族群。像宁才、哈斯朝鲁、万玛才旦、乔美仁波切……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民族性的影像实践。《喜马拉雅天梯》实际上在彰显着另外一种新的可能：并置与对话。正像影片最后一个场景，汽车来到了美丽的纳木错湖边，在清澈的湖边，藏族人民合并双手崇敬祈福，而在后景处，穿着西式洁白婚纱的汉族同胞正在取景拍摄婚纱大片。这种并置间，蕴含了创作者的态度。最后，我想说，纪录电影在今天红火的电影市场中生存不易。从上半年的《旋风九日》到最近我们电影资料馆出品的《燃烧的影像》，当中蕴含了大量创作者的心血，然而它们缺乏主流观众的拥护和可资炒作的话题。对于《喜马拉雅天梯》而言也是如此，四年的跟踪拍摄，上千万资金的投入，无疑让它的市场前景充满风险。但我想，只要用心创作和拍摄，就没有遗憾；选择了纪录片这个艰苦行当，你又何尝没有积累更多的人生体味和智慧？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国庆后可以到电影院去支持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