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王之王》：男人那话儿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枪是典型的男性象征，所以一旦某部电影中把枪作为核心道具，难免让人联想到片中男性角色的“阉割焦虑”问题——黑泽明的《野良犬》、陆川的《寻枪》，乃至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然，作为香港影人中继吴宇森之后最会描摹男性心理的导演之一，尔冬升的作品大都也可以套用这个公式，而《枪王之王》则是其中最经典的代表。《枪王之王》显然是一部向《枪王》致敬的作品，方中信扮演的苗志舜一角明白无误的勾连起了事隔十年的两部作品（当然中间还经过了《旺角黑夜》的承接），当年《枪王》剧终后，不少观众都在猜测苗志舜的归宿，认为其同样有可能陷入心智迷狂中，现在看来，从监制变身为直接导演的尔冬升很好的解决了苗志舜的职业规划：一方面苗的Cosplay功力日臻化境，在《枪王之王》中已然发挥着一锤定音的作用；另一方面，昔日小生已成中年熟男，所以退居二线搞起了传帮带，仍在继续发挥余热。当然小生还是要有的，哥哥撒手人寰，苗Sir日渐老去，古天乐和吴彦祖这一对组合便成功上位。非常佩服尔冬升对演员的调教，《枪王之王》中古天乐的演技明显看涨，从人物性格上看，尔冬升对古天乐的要求没有罗志良对哥哥那么极端，不过随着剧情的抽丝剥茧，一个巨大的阴谋逐渐呈现在观众眼前，空前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使得古天乐扮演的关友博看起来正邪莫辨。这也是《枪王之王》的另一个成功之处，亦即尔冬升对悬念包袱的设置，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说起来容易，但在近年来上映的华语电影中，还真没有《枪王之王》做得这么老道的（即使是走密室推理路线的《风声》，跟《枪王之王》比起来也稍逊了几分）。《枪王之王》前三分之二的剧情看起来几乎是一部电影版的《新闻调查》，枪支使用、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私力救济等围绕着“维吉兰特正义”（VigilanteJustice）所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道德的冲撞很快把关友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法庭辩论成为展现这一剧情冲突的最高潮，通过精心设计的几个场景，特别是类似于杜琪峰《大事件》中对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的描写，无形中让观众彻底落入了导演的圈套——必须指出的吊诡之处是，《枪王之王》这部电影本身也是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尔冬升借此巧妙的转移了观众的视线。以后的发展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因为突然之间杀出了一个杜汶泽——说老实话，我很喜欢杜汶泽的表演，总觉得他在《枪王之王》中的戏分还不够多，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这让关友博的身份和作案动机都风雨飘摇起来，吴彦祖饰演的警察庄子维便在苗志舜手把手的帮助下，从不近情理的穷追猛打变成了胆大心细的顺藤摸瓜。于是，看到后半段的观众恍然大悟，原来这还是个双雄对决的故事。美男何苦为难美男？关键就在心理的错位。苗志舜和庄子维的婚恋关系都被略去了，关友博的复杂心路便被进一步凸显出来。阿Sa饰演的女友婷婷和李冰冰饰演的上司邵安娜与关友博之间构成了耐人寻味的三角纠结，其实从现在大陆年轻观众的角度来看，关友博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软饭就软饭呗，房价都高成这样还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对关友博来说，这正切中了他“阉割焦虑”的命门。IPSC（实战射击）玩得好，关友博可以在潜意识里得到被物象化的“那话儿”（枪）的强势感觉，无奈一回到现实中，面对着惨烈的现实（金融风暴的背景在这里被天衣无缝的结合了进来），关便成了去势的假爷们，安娜对关友博看似舍身的溺爱其实是压垮关友博人生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谓“温柔的压力”，安娜对关友博越怜爱，关友博便越抓狂。无论是铤而走险的杜汶泽，还是片头刚出来没几分钟便命丧黄泉的林雪，其实构成了一组失意男人的群像。女权主义总在攻击男权的霸道，但畸形发展的男权社会其实不仅戕害了女性，伟岸的那话儿其实也把男性自己的身躯压变了形——男人们其实不拥有那话儿，而是那话儿拥有男人们，在每一个面对他人的时刻，男人们都在为那话儿而活。《枪王之王》是一部画面很精致的电影，用《红楼梦》里的词来说，是“生得干净”。要“干净的”讲一个关于男人那话儿的故事，自然得用“干净的”人物内心戏来揭示。所以，吴、古之间的双雄对决最终走向了心理挑战，在众人合力演出了一个津巴多式的心理学试验后，图穷匕现。十年前《枪王》里的哥哥把一个由自闭到疯狂的IPSC大师展现得淋漓尽致，十年后的《枪王之王》则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普通人——或许普通人作恶才真正值得我们反思，而经由警匪题材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也正是尔冬升重执导筒以来一贯的风格路线，《门徒》、《新宿事件》再到这部《枪王之王》，恶的渊薮也从特异化的黑社会势力转移到了“平庸的邪恶”上（借用阿伦特的术语）。男人哪，没一个好东西。要是男人都没了那话儿，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刊载于《东方早报》201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