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鸽子哨安大傻子酷毙了

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我的九月》，讲述了1990年九月北京亚运会前夕，一名参与团体操表演排练的小学生的故事。主角安建军(张萌饰)是一个被小伙伴戏称为“安大傻子”的小男孩。之所以有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平时不善言辞，动作慢一拍，还总爱傻笑。也正因为操练动作迟缓不规范，安建军被表演编队淘汰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小朋友接着训练，准备参加盛大的开幕典礼。电影故事由此展开。面对表演突然被刷，以及随之而来家中父亲的责怪，生性怯懦的安建军失落又委屈，只能黯然落泪。此时，新来的班主任高老师(张国立饰)前来家访，得知安建军特殊的家庭情况及他怯弱的性格后，决定帮助他走出低谷、建立自信，并与其以“好朋友”相称。张国立扮演的“不像老师”的高老师，用平等的姿态与安建军交流，愿意以“高二傻子”的名号与“安大傻子”交朋友，积极引导他勇敢地把心中想法说出来，不再做“胆小鬼”。在被小伙伴撺掇偷走女同学训练裤来恶作剧，而后被推一身责任惨遭白眼议论时，安建军按自己一贯风格不言不语、默受委屈。得知实情的高老师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安建军，你怎么把朋友给忘了？”这位特别的好朋友在尊重安建军自身个性的同时，教他虽自强、自立却不要独自承担，学会释放与沟通，在与人沟通中找回失落的自信。高老师的开解对于安建军的性格变化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于安建军的性格展现，是本片尤为出彩的一点。作为一部儿童电影，不仅仅是要以儿童视角表现情节这么简单，外在展现的小主人公内在思维，是人物符号设置的重中之重。通过几个事件，本片将几个小朋友的表现对比，以儿童性格的差异延伸到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于儿童身心的塑造影响上，这于我们对儿童的个性发展及教育问题，都作用深远。不那么能说会道的安建军，与伶牙俐齿的“三好学生”刘庆来(张晨饰)形成了鲜明对比。安建军将彩票奖金捐给了亚运会，却因为自己的腼腆让风头被能言善道的刘庆来抢去。片中有一段表现建军纠结内心的画面：安建军低头坐在教室里，看着周遭同学玩闹的景象，听着他们欢乐的声音。他叠好一张准备拿给高老师的秘密求救纸，毅然撑起桌子站了起来。镜头随着他从屋里走到屋外，随着他一头闯进办公室。发现高老师不在时，他习惯性拨弄了一下鼻子，好像一下子没了底气一般立即转身离开。当他再次向人群中张望，发现高老师与顶替了自己荣誉的刘庆来走在一起。他惊讶极了，贴着墙跟溜过去，又突然地向别处跑开，躲避似的蹲在角落，不做言语。一系列简单的镜头，细致地展现了建军一连串的心理变化，而这些复杂的心理变化，正是安建军性格所带来的。安建军是一个心重的孩子，他善良而又善解人意，他羞涩也在很多时候缺少应有的勇气。害羞和不知所措时，他会揉揉自己的鼻子；紧张和愁苦时，他会选择独自忍受。而当高老师这个朋友式的人物出现后，他渐渐开始渴望倾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选择依赖朋友带来的帮助。而做到这一步，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所以表面平静的安建军似平常一样低着头，但他张望的眼神，慌张的情态，以及一鼓作气从教室冲到办公室的坚定姿态，是不能掩盖住他波动的内心的。此刻的他，心中惦记着的是他的朋友高老师，也有他带给自己的承诺。可是最终，这份坚定还是被杂乱的情感打散了。当建军看到高老师与刘庆来走在一起，他一定是慌张不安的，而在这种不安时刻选择逃避，正是安建军的性格和习惯。当观众们看着气得牙痒痒，恨不得出点什么岔子，赶紧让刘庆来把荣誉还给我们建军的时候，电影给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坚持训练的安建军等到了一个替补上场的机会，而出行被取消的庆来也挽救不回失去的上场机会了。在建军将去参加开幕式之际，刘庆来塞给安小妹一瓶冰镇汽水让她递给建军。没有道歉，没有真相大白，没有特别决断的结果，更没有摆上台面的和解情节。观众心里的一切怨念都在小妹脆亮的一声：“哥，冰镇的，倍儿凉！”之中消融了。我们这才缓过神来，这终究是部儿童电影，小朋友之间的友谊、别扭、伤害和原谅，终究是那么温柔和单纯的。一个远远望去的眼神，一瓶示好的饮料，一句还没学会怎样说出口的鼓励和祝愿……能言善道的刘庆来也不说话了，一切尽在不言中。除去人物的刻画十分丰满外，这部具有浓浓北京风情的电影将时代与地域符号展现的淋漓尽致。片头伴随“中国儿童制片厂”字样响起的音乐《东方红》，群生共处的大杂院、空中扫过尾音长留的鸽子哨、大街小巷都在放的《亚洲雄风》，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九十年代初的北京。质朴的年代，燥热的季节，大杂院里好像连空气都是在生活中发酵出来的。院子里群居生活的真实体现，恰恰是我们这个年代人追求的反璞情怀。庆来妈妈热闹爱来事儿，喜欢嘚瑟自己儿子，在大院儿里是个典型的贫嘴妇女形象。她不让儿子跟安建军一起玩，怕他也“变傻了”；而每当庆来妈妈在院子里说闲话的时候，邻居赵爷爷都会回头瞅着，偶尔也嘀咕两句：“（院儿里的闲言闲语）真特么腻虫！”还有管理院子、和蔼亲切的荣奶奶，媳妇待产的奋斗小青年，埋头读书的蛮横大学生……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每个家庭看似独立，却都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大杂院的群生记是社会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到如今，则是一种对旧时人情味儿的怀念了。生活在大杂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当下社会人的代表：有人老实踏实，就有人精明机灵；有人妙语连珠，就有人不善言谈。大人和小孩各自性格鲜明，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小孩最后会长成什么样的大人，都跟他们儿时的经历相关。生活在集体里，是很难将个人意愿全面的表达出来的，随之而来，是每个个体人物的不同精神依次展现，融入大杂院的精神之中，形成集体社会生活化的本身。这一点，从影片开始的演出筛选就能体现出来。如果说安建军一开始输给了集体与个人的对抗之中，那么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坚持训练，在替补需求出现之时用实力把握住机会，便是他个人意识觉醒的成功表现了。最终，“安大傻子”获得自信，成为了强者。影片中不乏嘲弄之词。比如对于一再提及的“三好学生”。电影里不止一次地借孩子之口表示：“谁叫人家是‘三好生’呢，什么好事儿都是他的！”原来在孩子之间就已经有了代表地位和阶级的名词。再比如安建军对于“安大傻子”这个称呼态度的变化：从“人都说我有傻福气”到“少叫我安大傻子，我傻么！”善良和傻，呆板和老实，是很容易被混淆的啊。还有高老师那句戏虐的：“我的朋友是胆小鬼呀！”这句话一下子把儿童的视角和大人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要做一个有勇气的、敢于把自己想法说出来的人，做身边这个大人真正的朋友，不去做孩童世界的幼稚胆小鬼。在我看来，《我的九月》倒不像是一部儿童片，儿童世界是大人社会的缩影，电影只是真实地将这种缩放之间的差异表现出来罢了。而《我的九月》之所以敏锐真实、贴近生活，缘于他没有从孩子的角度讲一个大人的故事。相反的，是将小主人公们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孩子的想法非常单纯，也非常复杂和细腻。这种情感的探究和发掘，与生活环境、当下时代的紧密结合，才是当今儿童电影所需要的。本文版权归作者郝小勺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