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汽车？

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之前是一个宽敞的山谷阳光灿烂，明媚耀人道路是灰色的白条子，绿边带我们打开了收音机喇叭里正唱着：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Kraftwerk，Autobahn在听了这么多道路安全的宣传后，让我自己出个车祸几乎是件令人宽慰的事。——J.G.Ballard以上两段引言基本表达了人类对汽车及其所代表的文明的两种态度。第一段歌词引自德国电子音乐鼻祖Kraftwerk发行于1974年的概念专辑《Autobahn》。粗粗听来，这首时长达到22分钟的电子史诗似乎是在用甜美的歌词和欢畅的旋律歌颂一个汽车乌托邦。在这首歌的演唱会MV中，屏幕中不断出现乘坐轿车去郊外旅游的一家三口，幸福美好的核心家庭，远离尘嚣的乡村生活；可是，当歌词和旋律无数次重复自身之后，反讽旋即而来，冰冷机械的电子乐、不动声色的演唱技法与MV中色彩光鲜的乌托邦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乌托邦吗？第二段引言则来自于英国著名小说家J.G.Ballard具有争议的小说《撞车》（Crash），后者于1996年被大卫•柯南伯格（DavidCronenberg）拍成同名电影。无论是Ballard的小说，还是Cronenberg的电影，其所塑造的都是一个敌托邦（dystopian）般的世界，都市由高速公路和巨大的飞机场组成，在这个灰白平面的世界中，汽车不仅是运输人物的道路工具，更重要的是成为了肉体生产快感的方式：这不是香车美女式的快感，也并非飙车时的极速快感，而是一种企图逃脱资本主义宰制的、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快感。影片中的人物以撞车作为快感的源泉，使肉体的性感与死神的诅咒连接在了一起。汽车，作为现代科技技术的一种，也已不是人类战胜自然的结果和手段，而是对身体的致命解构——它不是一个帮助人类活动的中介，而是死亡的衍生。当影片中的人物为了获得快感而粉碎自己的肉身时，他们的肉身被无数金属支架和铁线缝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没有器官更别说器官的快感的身体，它完全由机械、辅助装置和伤疤构成。而恰恰又是这样的机械躯体释放了人类逃逸的可能性：当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汽车牢狱中，汽车在公共道路上隔离出无数个不相关的私有空间，而当他们相撞时，当肉体、机器和塑料之间的接触、冲撞乃至互相摧毁时，一种怪诞却又致命的联系便建立了起来。这或许又是小说家和电影人对现代性的一种悲观看法。以上两种观点在戈达尔拍摄于1967年的《周末》（Weekend）中被中和了。这是一个处于极左主义思潮中的戈达尔，而《周末》便把汽车看作资本主义消费主义逻辑的象征物，写就了戈达尔最具破坏性和末日说的革命宣言。影片开头处长达八分钟的车祸长镜头是影史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在城市通往乡村的道路上，无数辆色彩各异的汽车翻滚、叠合在一起，发出刺耳的喇叭声。《周末》中的车祸现场受到了当时法国现状的启发：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和私有轿车的增加，每个周末从城市到乡村度假的人越来越多，从而造成事故频增。在本片中，汽车象征着消费资本主义中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汽车既是消费社会的动力所在，也是消费社会的写照，它不仅把人们运送到工作地点，也是人们消费欲望的客体。汽车可谓是理想的消费品，因为它为那些离开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家，它既为人们提供了私有空间、私有财产的安全感，又提供了一种被移置的冒险感。而当车祸和堵塞发生时，无论是从机械、交通还是贸易的角度讲，都造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混乱，使所有的交换和流通都不得不中止。这还象征着汽车中私有空间的崩溃，当发生车祸时，人们只能走出车辆，开始互相交流，甚至打球和下棋，在公路上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公共空间。对公路公共空间最出色的一次想象当属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名著《南方高速公路》。当严重的堵塞使通往巴黎城区的人们不得不在公路上度过几个日夜时，人类自发形成了一个迷你社区，有秩序地发放生活必需品，控制犯罪和混乱，甚至，连爱情都会在这个暧昧的空间内开花结果。但是，这部小说最出色之处还是在于它那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当交通终于疏通，车流开始涌动，原来比邻的男女主人公却只能随着车流消失在了巴黎城迷离的夜色之中。这又不可谓不是对戈达尔的一种悲观回应。当所有这些现代主义大师都以过于悲观、过于严肃的态度对待汽车和消费主义文化时，法国喜剧大师雅克•塔蒂（JacquesTati）却在他的《Trafic》中用喜剧的方式对待这一切。车祸和堵塞同样如期而至，但在塔蒂的版本中，汽车的互相碰撞和飞舞，以及那些刹车声，反而铺就了一曲幽默的乐章。人们走出车门，伸着懒腰舒张身体；一个神父跪膝着地，祝福着现代社会的上帝——汽车；而由塔蒂本人所饰演的胡洛先生则蹒跚着身体追寻着那个飞走的车轮。一切都极其安静，仿佛在这个以汽车速度所主宰的世界中，一切都已停止，柯南伯格和戈达尔所创造的那种冲撞的释放性力量都被颠倒和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