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生活的虚构之美

《一千零一夜》成书于公元9世纪左右，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合集而成，是最早使用“故事中的故事”这种包孕连环的叙述方式的小说。故事的框架来自于国王山鲁亚尔将出轨的妻子杀死后，每日娶一少女，过夜后便将其处死。大臣的女儿山鲁佐徳为了终止这种杀戮，决定献身国王，并每夜为其讲述故事，一共讲了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不仅在写作手法上繁复多样，使用了诸如诗歌赞美，宗教祈祷，谜语，以及陈述评论等方式，而且使用了大量“戏中戏”的结构，山鲁佐徳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还会讲述另一层的故事，从而形成一种故事陈述的嵌套结构。米格尔戈麦斯2015年的新作《一千零一夜》三部曲（《不安的人》，《凄凉的人》和《迷醉的人》）并不是直接改编《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而是依托于《一千零一夜》这种繁复的嵌套的叙述方式，使用大量戏中戏的手法，展开了经济危机后葡萄牙的社会人文景貌。在开篇的字幕之中，导演便声明电影中的诸多故事发生于2013年到2014年七月的葡萄牙，戈麦斯连同两个编剧从记者手中收集新闻材料，并汇总改编拍摄成片。电影的第一部《不安的人》以纪录片的方式开始，描述了葡萄牙制造业的困境（造船厂的倒闭和大量失业），农业的困境（胡蜂的入侵造成大量本地蜜蜂死亡），以及导演自身的困境（庞大的拍摄计划）。造船厂的倒闭暗示了濒临崩溃的国内经济现状，而胡蜂入侵暗示了外来势力对葡萄牙本土经济的蚕食。面对胡蜂入侵，消防人员却置之不理，则暗示了国内政府体制对外来势力的坐视不管。这段纪录片从两个方面陈述了葡萄牙的经济危机，而身陷囹圄的导演无法摆脱自己的创作困境和经济困境，于是讲述起《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框架。这依托现实纪录的叙述，便是电影本身的第一层母体，导演试图超越于《一千零一夜》之外，从现实进入虚构的入口。影片的第二层叙述便是《一千零一夜》的自身框架，王妃山鲁佐徳为了终止杀戮，而向国王每夜讲述故事。此后，三部曲每一部分别讲述三个故事。那些由山鲁佐徳讲述的故事构成了电影的第三层叙述，也就是电影的叙述主体。然而在第三部《迷醉的人》的开始，电影重新回到第二层，描述了山鲁佐徳不堪重负，决定逃离国王，在自我放逐了一天之后，被父亲重新召回宫中，继续为国王讲故事。因此这无标题的一段，不仅是导演对《一千零一夜》的解构，而且成为了“故事陈述方式”的转折点。在《不安的人》与《凄凉的人》之中，山鲁佐徳的故事叙述方式遵循“一夜一故事”的原则。针对葡萄牙经济危机，《勃起的男人》讽刺揶揄了葡萄牙政府乞求国外财团的经济援助，披露了葡萄牙“提高税收，减少财政开支”的紧缩政策完全由国外财团和国际银行操纵，而这些上层阶级只会无知的享乐。而《公鸡与火焰》之中，葡萄牙的国家象征，一只能够预知灾难和厄运的公鸡，只因为公鸡打鸣太早，却要接受愚昧的政府机构的审判。同时进行的市长选举，不仅表现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而且揭示了泛民主政策的弊端。而在《公鸡与火焰》之中，导演戈麦斯则开始了第四层的叙述，在这插入的一段小故事中，公鸡讲述了一个涉及三角关系的爱情故事。《不安的人》最后一则故事《神奇浴场》则又回到经济危机问题，在民众的层面多角度的描述了人民困苦的生活。戈麦斯通过采访对话的方式展开了第四层陈述，包括《第一件奇事》中描述的严重的失业问题，《第二件奇事》中描述的政府救济政策的失败，以及《第三件奇事》中民众面对贫穷的精神焦虑。《神奇浴场》中大量运用了影像隐喻的手法，搁浅的鲸鱼爆炸，从而美人鱼可以破腹而出，而这重获新生的美人鱼却在沙滩上绝望的拍打着尾巴，无处可去。无处可去的面对死亡，这就是葡萄牙人民面临经济衰败的绝望生活，而这种绝望氛围则悄悄的带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凄凉的人》。《凄凉的人》依然延续了上一部“一夜一故事”的陈述方式，然而无论从故事本身，还是影像风格都越来越远离纪录风格，而追求一种虚构的艺术化效果。《桑特里普的逃亡传闻》中，一个杀死妻子女儿的老人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在荒野里生存了六个星期。导演利用了阿涅斯瓦尔达的《流浪者》中“新浪潮”的手法，描绘了这个孤独的流浪者荒野求生的艰辛。由此，一个杀人犯被塑造成一个普罗米修斯一般的反政府英雄，而戈麦斯也完成了一部私人化的反英雄主义的个人史诗。如果说“新浪潮”手法依然是通过虚构来抚摸现实，那么下一个故事《法官的眼泪》则完全是抽象的戏剧化的，这个故事遵循着经典的戏剧章程，一步一步的推进情绪直到高潮。通过一场审判，一个罪恶牵连出另一个罪恶，一个恶人指认出另一个恶人，在这个病态的社会背景下，每个人都背负着罪恶，而每个人都无能为力。《凄凉的人》的最后一个故事《迪克西和它的主人们》则是通过一只狗的视角，描绘了一个小区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脱离第二个故事悲沉的气氛，戈麦斯在这个故事中试图寻找一种悲喜剧的成分，从而将一种虚构的飘渺的喜剧成分融入到简约的忧郁的戏剧之中，从而通过一个居民小区构建一个微缩的葡萄牙社会景观。这个故事使用了类似于散文的表现方法，没有给予核心的叙事中心，而是白描出一副生动而苦涩的生活画卷和人们的日常百态。戈麦斯利用狗作为媒介达到第四层的叙述，包括“15楼D座的鹦鹉”，“11楼A座的孩子可以看到B座的小洞”，“14楼A座的夜橱”，“D座与E座之间的风”，“9楼F座的返遣”和“15楼B座的巴西女人”。这个故事中，戈麦斯的影像着重于景观的再现而达到一种情绪化的渲染，通过众生相的描摹而达到一种交响乐式的复调结构。这个故事类似于《禁忌》第二段中的大量独白，影像本身缺乏叙事的内因与动力。因此戈麦斯通过画外音，山鲁佐徳的旁白，来推动叙事进度。然而在第三部《迷醉的人》之中，山鲁佐徳的旁白完全被字幕代替，由此依靠语言的叙述方式则完全被书写的方式所代替。如前文所述，《迷醉的人》的第一部分重新回到电影结构的第二层，戈麦斯利用公路片的类型方式描绘了逃亡中的山鲁佐徳以及她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暗恋她的潜水者，繁衍200个孩子的男人，一个身世坎坷的小偷和充满孩子气的风神。山鲁佐徳逃亡的古波斯湾群岛糅合了现代的无政府主义文化潮流，仿佛是古代游牧文明和现代嬉皮文化的互文相关，山鲁佐徳可以尽情的嬉笑，歌唱，性爱，没有约束也没有焦虑。然而她的父亲最终还是把她带回了现实，并提点她对于故事陈述的可能性和不朽性。于是，山鲁佐徳回到国王身边继续讲她的故事，然而她的陈述方式却有了关键性的转折。从前两部的陈述方式来看，作为电影主体的第三层依靠山鲁佐徳“一夜一故事”的方式不断推进，故事之中也存在着进一步的套层关系，进而达到第四层的表达空间。但是回归后的山鲁佐徳不再每天寻找新的故事来讲述，而是一直讲述同一个故事《迷醉燕雀之歌》。这个故事是戈麦斯拍摄的关于训鸟人的纪录片，一群居住在里斯本郊区的训鸟人，他们捕捉燕雀，训练它们歌唱而进行比赛。戈麦斯在纪录片的底蕴下，插入虚构的部分和神话的部分，由此这个故事有着《神奇浴场》类似的气质。同时，对诸多训鸟人的生存境况描写，对繁杂的训鸟过程的纪录又类似于《迪克西和它的主人们》所构建的微缩社会景观。这是一个直面生活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因此，山鲁佐徳发现她不需要绞尽脑汁的寻找各种猎奇故事，她只需要陈述生活，陈述这个无奇不有却又平淡无奇的生活，她就可以一直不断的讲述下去。《迷醉燕雀之歌》中间也被另外一个故事打断，《林暖》讲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在葡萄牙的爱情和友谊。这个插曲仿佛是训鸟人叙事上的断裂，却是训鸟人情绪上的延伸，这好似一个人讲着一个主体故事，突然故事中的某个节点让他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插播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林暖》看似平行于《迷醉燕雀之歌》属于第三层的叙事结构，却是《迷醉燕雀之歌》情绪上的延展。《林暖》的影像属于第四层的叙事，展现了一次罢工游行，而声画分离的中国女孩的独白构成了第五层的叙述，也是本片最深一层的结构。这次游行或许是女孩提到的那一场让她遇到情人的游行，或许不是，但画面所呈现的迷乱与不安，衬托起女孩故事中的孤独与黯然，从而在声画分离的影像中达到一种内在情感的统一性。戈麦斯从纪录与虚构的纠缠交错开始，最终又回到纪录与虚构的相互渗透，从割裂的拼盘式的故事陈述开始，最终达到了连续的无休止的对生活的再现与观摩。戈麦斯本片合作了阿彼察邦的摄影师，难免引来对两个导演的对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是将东方的神鬼世界将现实世界完全融合，通过直面神鬼人共存的世界，来探讨人物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割裂时所造成的精神困顿，而在新片《幻梦墓园》中试图将这种断裂引入社会层面进行揣摩。而戈麦斯则是通过对真实的现实世界的纪录，再利用虚构成分将纪录真实部分进行加工改造，从而拷问严重的社会问题。本片中，戈麦斯不仅回到他《金色八月天》时期将纪录与虚构矫揉混合的导演倾向，于此同时将一种富有神话色彩的影像碎片深深的植入到现实主义的故事之中，从而复苏了《禁忌》之中那种静谧神秘的影像风格。并不仅仅如戈麦斯的字幕所言，《一千零一夜》不仅描述葡萄牙悲哀的社会经济现状，它更是通过艺术文本的套层结构，构建倾诉者与聆听者，或是影像媒体与观众，两者之间的和谐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体现在倾诉者对于文本的描绘与聆听者对于文本的理解需要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可以超越现实主义层次中对真实生活的纪录，而通向一种超现实主义层次中对生活虚构后的神秘之美。原文刊于《虹膜》本文版权归作者幸运儿与脱身术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