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淫秽的法庭辩论却成为文学批评

电影《嚎叫》（Howl）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跟今天非常不同的时代，那个时候用白炽灯泡。1955年，旧金山的一间小咖啡馆里，年轻诗人艾伦·金斯伯格（JamesFranco扮演）正准备戴上眼镜，给围坐着的一群听众诵读他的长诗《嚎叫》。镜头中三个曝光充分的白炽灯泡特别亮眼，摄影机还有意推到其中一个的特写，仿佛存心提醒观众，电影表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节能灯。我的思路略有些出轨，如果将圆球状的白炽灯替换成今天盘管状的节能灯，视觉效果将会怎样？技术进步让我们原本熟悉的、再平常不过的物件逐渐成为怀旧的对象，只因为它们正在走进历史。金斯伯格由“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开始朗诵，观众很快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换成今天，我们只有在YouTube、土豆网上看小猫弹琴、小狗跳舞的时候才会露出同样的表情。咖啡馆里诵读长诗是这部电影的四个场景之一。几年以后金斯伯格接受录音采访、回忆《嚎叫》的创作过程为第二场景，其间时光的流逝显而易见：画面由黑白转换为彩色，金斯伯格原本光洁的脸上长出了络腮胡。第三场景很简单，诗人在一架老式的黑色打字机前奋力敲击，《嚎叫》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到纸上。第四处场景安排在法庭，《嚎叫》的出版商、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遭到起诉，罪名为传播淫秽内容，金斯伯格的长诗中有很多毫不隐讳的描写，对象是跟生孩子有关的器官及这些器官从事的跟生孩子无关的行为。这起官司后来成为阐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知名案例。另外，电影还将《嚎叫》全诗完整地转换成三维动画，篇幅高达全片的四分之一左右。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例子很多，将诗歌改编成电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两位导演RobEpstein和JeffreyFriedman曾经拿过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他们拍起剧情片来也用不着太多虚构。旧金山地方法庭内的几场戏中，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一连串证人的陈述、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证人的交叉质询和法官的判决全都直接取自1957年的法庭记录。我意外地发现，审理的过程竟然与文学批评神似，看电影的过程也就是了解《嚎叫》的主题、创作手法和文学价值的过程。几位证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对诗歌的理解，第一个登场的是位文学女青年GailPotter，她曾经在当地电视台负责教育节目。Gail介绍自己文学创作经历的时候说，“我重新写过《浮士德》，共40遍。”法庭内传来一阵哄笑。虽说Gail的写作成绩谈不上突出，但她开展批评的时候仍然头头是道。她认为《嚎叫》没有文学价值，从形式、风格、清晰程度等各个方面来评价都是如此，语言也过于粗鄙。此外，金斯伯格的诗没有道德上的崇高感。电影中的第二位证人MarkSchorer当时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的主任，他认为《嚎叫》说的是一群无着落的人那种四处徘徊的生存状态，其中包括性经验的刻画，而且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异性还是同性之间的性经验。检察官McIntosh起诉的基本依据是诗中那些脏字的数量，他一再要求文学教授讲清楚诗的具体含义。Schorer回答很干脆，象普及文学常识一样，“诗歌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翻译转换成日常语言。”第三位出场的证人LutherNichols是《旧金山纪事报》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观点与伯克利的教授比较接近，《嚎叫》描绘了一群流浪者在路上的那种生活经验，其中包括性经验。教授和评论家在词语的选择上都比金斯伯格来得缓和很多，他们用那些不容易引起联想的生理学术语，比如copulation。诗人用fuckedintheass。检察官追问诗中的个别描述是否涉及淫秽，评论家说那只能算猜测。言下之意，诗句不能作为定罪的事实依据。我从来没有上过美国的文学批评课，这部电影倒是提供了一扇特殊的窗口。在诗朗诵和与之匹配的动画带来的视听享受以外，法庭上文学讨论覆盖的话题之全面也会给予观众格外不寻常的收获。第四位出场的证人、文学教授DavidKirk的学术地位可能远远不及伯克利的那位系主任，架势却自命不凡得多。电影中有一段长达两分钟的讨论供Kirk教授阐述自己的看法，《嚎叫》没有文学价值，诗的主题固然清楚，但形式上模仿惠特曼的痕迹太重。检察官问，“你记得是惠特曼的哪部作品？”“《草叶》，这首诗叫《草叶》。”Kirk教授回答。辩护律师质问，“你认为金斯伯格模仿惠特曼的风格？”Kirk教授澄清道，“是《草叶》的形式，而不是风格。”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创造出自己的形式，不能模仿。这段法庭对质的场景具备文学专业论文答辩的主要特征，大家讨论着原创与借鉴，借鉴与模仿、形式与风格之类的话题。法官Horn因为这个案子恐怕需要读不少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他最后的判决没有受到Kirk和文学女青年观点的影响。Horn认为《嚎叫》具有持续的社会意义，它不大可能让读者腐化堕落，不会刺激他们淫荡的念头或者好色的欲望，出版商“城市之光”书店无罪。此后，艾伦·金斯伯格成为文学明星、“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到他1997年去世的时候，《嚎叫》卖出了80万本。正是因为这本书的成功，另一位“垮掉的一代”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得以出版。这两件作品对美国社会年轻一代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或许还能持续到非常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