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记忆相随

　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谁比弗兰克·卡普拉还能抚慰人心？　俯拾皆是的小幽默绝对可以缓解失落，克拉克·盖博、詹姆斯·斯图尔特、克劳馥·考尔白的风姿冠绝一时，最关键的是，导演反复告诉你，好人也常常是个倒霉蛋。　《浮生若梦》里，与人为善的范德一家被房地产老板强令搬迁(不过他们做钉子户不用以死相迫或者自制炮楼，只需继续在家里跳芭蕾、画油画就行了)；《生活多美好》里廉租公寓老板乔治·贝利因资金问题面临破产和牢狱之灾；《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里，新晋的州议员天真耿直，被老奸巨猾的政客们栽赃，非但议案不能通过，议员位置也将不保。　相比这些悲惨故事，你那点小情绪算什么呢？往往电影看到这里，心里已有了一层安慰。更何况，卡普拉又说了，噩运难免，由它去吧，若触底必反弹。　他的主人公总在霉到极点时迎来一场不可思议的奇迹，要么天使突然下凡，要么恶人良心发现，要么扑面而来一段跨越阶层的纯真恋情。所有问题顺利解决，朋友和敌人坐在一张餐桌上共同举杯。这种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告诉你，坚持做个好人，好人自有天助。　曾经两次看卡普拉看到热泪盈眶，之后想想完全是同一桥段。一场出现在《浮生若梦》里，范德老爹被法官判处100多美元罚款，在场的所有邻居、朋友都慷慨解囊，你一元我五角迅速凑齐，一旁富有又孤独的地产老板只能干瞪眼；《生活多美好》里原样复制，乔治·贝利无力交税，他帮助过的人都在圣诞夜赶来捐钱，甚至闻讯而来的小报记者和邮递员也被现场热情感动，忍不住掏出几块钱塞在箱子里。　情感重于金钱，没有什么比这样质朴的道理更能增加我们的勇气了。这不是那类讲述小人物不懈奋斗终成superstar的励志片——我们或许可以在看完这类电影后的一瞬受到激励，但又往往因自己毫无天赋的事实再度陷入沮丧——而是告诉你平凡的生活亦可精彩。　普通人的形象在卡普拉镜头下充满魅力，《生活多美好》里乔治·贝利曾被列入百年电影史上十大银幕英雄之一；《一夜风流》里克拉克·盖博咬着胡萝卜快速说俏皮话的样子更是迷人，以至于后来成为兔八哥的创作原型；《浮生若梦》中，范德家中收留各色追求自由生活的人物，教授芭蕾的俄国佬，制作人皮面具的辞职会计，写了八年剧本、永远拿小猫做镇纸的阿姨，兴致勃勃研制烟花不断在地下室做实验的大叔……人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范德老爹吹起口琴，所有人应声起舞。这番美好描述，与其称之为说教，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诱惑了：不信，你也试试看？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之后，卡普拉的作品最受欢迎，通共获过6次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获奖3次。也许当人们发觉金钱、政权都脆弱到不可指望的时候，才愿意扭转头来守望人心吧。　那段特殊的时间里，卡普拉成了美国人的安慰剂，冷战之后又被拿去安慰俄罗斯(据说1992年美国电影在俄罗斯解禁，在叶利钦首肯之下，《生活多美好》被选为第一部在俄播出的美国电影)。如今，轮到我们看着受用了。这未必是在讲“他们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未必有这样的进化逻辑，但那些基本的普世价值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以为它再简单不过，现实中却时常忘记。我们往往以为兄弟靠不住，集体靠不住，唯有赚到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我们能拥有的只有记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诗人说：什么是我们的实在？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是为大诘问。有趣的是，几乎同一时期的卡普拉电影片名在远方遥相呼应，中文翻译作“浮生若梦”，太含蓄了，不若英文直截了当：Youcan’ttakeitwith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