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录与记忆

影片所构建的未来社会基于个人信息透明化、记忆的视频式存储与监管调阅系统存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以及履行相关治安职责的刑侦人员可以提取任何人任何时段的记忆资料以供治安之需、公务之便；而在普通人之间，记忆的提取和共享需要经由本人操作，因此欺骗与谎言其实都由无从遮掩的“坦诚隐瞒”构成，也就是当对方质问“给我看你十分钟前的记录”时，以令人失望的沉默或搪塞回应。这种新型的隐瞒其实也没有偏离现实太远，毕竟很多关系中的quot;瞒quot;根本上是愿打愿挨的心照不宣。观看时让人比较愉快的一点是情节中并没有陈词滥调地在人体的某一部位（比如常见的太阳穴、颈部或耳后）植入奇形怪状的物体来实现技术功能，一切关于认知与记忆管理的机制都已经通过某种不必明说的方式完成了内化，本质上作为“外物”的技术手段以一种成熟而理所当然的方式融入到生活大小事项之中。然而在认知过程的呈现方式上，影片又采用了过多的文字、图表、演示文稿风格的三维动态，加上情节中对于部分记忆片段的一再回放，私以为极尽冗杂笨拙。无论如何，反乌托邦情节的核心冲突就在这种看似成熟完善的技术背景下诞生了。篡改认知数据和对记忆主体性的掠夺成为一种存在于秩序之外的未知势力。影片的悬疑主线围绕一系列连环谋杀展开，它们最为诡异的特点是杀手可以将行凶当时自己的视角替换为受害者，致使警方调取到的受害者生前记录竟是以受害者本人持枪射击的视角目睹和参与他自身的死亡。阿曼达饰演的匿名者作为连环谋杀案的首要嫌疑人，不仅自身隐匿于政府的信息监管之外，而且还能够根据客户个人需要进入并修改他们的记忆内容，长期以此谋生。从这一点看，影片像很多同题材作品一样，沿着“只要人的欲望存在，乌托邦就不可能建成”这一母题，一如既往地讲述着法内之人的非法欲望如何滋养着技术的空缺，使得这片暗生的“杂草”长期合理存在。当伪装成富商暗查女主的侦查员身份暴露，他自身的认知与记忆开始遭受肆意入侵、涂抹与篡改。私心认为这大概是影片最吸引人的部分，也正是由这部分自然地引出关于记忆脆弱性的思考。毕竟即便是在现实之中，我们真实的感官、情绪与记忆也向来没有预期中那么值得信赖。当我们突然发觉关于某些事件的笃定印象其实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当我们看着自己在陈年日记里写下“我会永远记得”的人或事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指的是什么，当我们说从来没有爱过，当我们怎么也想不起侵害发生的细节，当我们说眼见为实千真万确。这是由记忆构造的主观世界，是鲜有人能够讲出公正客观的世界。而当科技作为贮存媒介存在于生活触手可及处，人们太容易依赖它们来盛装记忆里零星而珍重的“真实”细节。电影中无论即时体验还是过往记忆都被强调为视听呈现，想来是有些片面，然而我们想要记住的事物与经验中有极大一部分确实是靠视听媒介来延长存期的，图画或照片、声音与影像成为我们尽力抓取和留存的生活片段最为易得的归宿。这样，情绪体验所依附的本体很大一部分是存储在身外的，倾向于节省资源的心理机制也任其如此发展，我们的记忆或许更接近于可供查找的目录而并不能完整记载经验本身:当男主关于已故幼子的美好记忆被清空，他记得到哪里提取那些温煦悲伤的怀旧情绪，情绪的源头却因数据清除而无迹可寻。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愈发依赖外在媒介作为感受与记忆的载体，旁人不着痕迹的篡改才更轻易，也显得可怖。我们无法向任何人证明在那些当时切身可感、事后可供查阅的“真实”里，究竟哪些经验是自己的，哪些是外界施与的，哪些尚可信赖，哪些纯属歪曲。还记得奥威尔笔下党的口号之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对于体验与记忆“真实”的筛选权和解释权无论掌握在任何一方的手中，都该引起警惕。又想起前阵子看到的新闻，仅凭路口视频监控就可以锁定闯红灯市民的身份信息并精确到证件号码公开通报批评，乍一看似乎也是科技助力法治社会公平正义共同走向美好明天，仔细想来却只是不寒而栗。本文版权归作者Настя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