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善良有屁用，你他妈最好学会独立

有时候很奇怪，李沧东生活在韩国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聚集的国家里，没被某些傻逼暗杀。因为按照国内某些粪青的逻辑，凡是在电影中显露出中国人丑陋一面的，都是为了得奖而不要脸的卖国贼，因为他们不惜贩卖中国人的丑陋来迎合欧美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即使不是主观故意，也在客观上为欧美人的偏见提供了证据。按照这种逻辑，李沧东能活下来就确实应该称为奇迹。因为在李沧东的电影里，现实永远是肮脏和丑陋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虚伪、自私、狠毒、绝望。而且这些电影还一而再的在国外获奖，受到了有偏见的欧美人的喜爱。李沧东还因为这些电影当上了该国的文化部长，还不能称为奇迹么？不过这在韩国其实并不是什么奇迹，因为人家是民主国家。不会因为主题不积极向上、格调低下、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误导青少年、不和谐等BLABLABLA如山的扯淡理由被封杀。至于他们国内有没有和我们国家一样逻辑的粪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论是哪国的粪青，抑或什么光腚总局，在使用这种逻辑的背后，分明可以看见一个自卑的“小”字。越是离奇激动惊诧莫名，越是说明了它的纸老虎本质。如果一部电影可以毁掉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形象，那么这么民族、社会和国家该多么可悲，不妨毁掉那小于等于零的自信重新来过吧。其实，脸上长疮不会因为扑多了粉而自动消失，无论这个粉是电影还是奥运金牌抑或其他什么。那是病，得治，不治只扑粉，早晚会让粉刺烂成杨梅大疮而毁掉整张脸。——————是为前言，以下进入电影《绿洲》——————洪忠都(薛景求饰)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善良体现在刚被从监狱放出来，穿着夏天的衣服走在冬天里。他在等车时却把仅有的钱给他妈妈买了一件衣服作为礼物，自己依然在寒风里穿着短袖走来走去，吃不上饭也找不到家，因为他们家人搬家了却没通知他。因为洪忠都缺根弦儿，他不懂得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和正常人打交道。当他终于找到家里人时，把礼物送给妈妈，他哥哥说他，你以为自己去干什么了？出国旅行吗？他的嫂子告诉他，别人都不好意思说，但总得有人说，要是你不存在，我们都会好过很多。但是洪忠都的哥哥和弟弟都明白，这之前，幸亏洪忠都存在。洪忠都进监狱是替他哥哥顶了过失杀人罪，他哥哥酒后驾车撞了人，但他哥哥是家里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哥哥不能入狱，洪忠都反正是个累赘，正好派上用场。韩恭洙(文素丽饰)也是累赘，她重度脑麻痹，生活不能自理。但韩恭洙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她的哥哥嫂子用她的名义住进了传为残疾人建的新公寓里，她和旧家具一起被留在了破旧肮脏的居民楼里。不想再对洪忠都和韩恭洙之间的爱情赘言，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多的是源自本能，既有动物本能更有人之间爱的本能。这份本能之爱越纯，越是反衬出他们周围正常人的人性的扭曲和不正常。也许，洪忠都和韩恭洙之所以能够保持善良，抑或说保持正常的人性没有被扭曲，是得益于他们的残疾。如果他们是正常人，他们还能够不计较利益得失的相爱吗？他们的爱和性更可能会变成商品的考量，他们的爱情会不会和他们周围的人一样无聊而庸俗呢？一个更现实的假设是，如果他们摇身一变分别成为两个家族的经济支柱，即使有杀父之仇，两家人恐怕也只能听之任之吧？毕竟，善良有屁用，你他妈最好学会独立。在李沧东的电影里，只有傻子才快乐，那些正常人只会借酒撒风、虚与委蛇，在电视荧光幕前呆滞，在练歌房里失态，他们的算计人生显得如此的麻木可悲，现代化给韩国社会带来了更舒适的生活，和更可悲的精神荒芜。只要你不是傻子，就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帕索里尼在1976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引起改变的只有一个体制，那就是消费主义。它也是唯一触及所以阶层的体制，并带来了一个新的侵略性姿态，因为在消费社会，进取心对个人是必要的；而顺从姿态，比如一个恬淡寡欲的甘受命运摆布的老农民，在今天一无是处。如果一个人接受自己落伍的、陈旧的和低等的地位，那他会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呢？他必须争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这样，突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变成一个个小希特勒、小一号的权利追求者。”在《绿洲》里，原来东亚社会引以为傲的家庭链条在消费主义面前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洪忠都韩恭洙这样的累赘像敝履一样被他们的家人抛弃，虽然他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并不是可有可无，但他们毕竟没用了，他们用善良说明了自己进取心的缺乏，而社会是容纳不下这样的傻子的。当现代化变身消费主义到来的时候，貌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实，选择只有一个。问题在于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