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上有上帝，为何屁股能翘得刚好被踢到？”

1964年，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布鲁斯•罗宾逊遇到了他的新同学维维安。这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人人都说他长得像马龙•白兰度，只待时日必成大器。他才华出众，表演不凡，笔头也够活络，不过，维维安的天才并不在此。维维安的天才在于他就是维维安，他用他的一生来演绎这个叫做维维安的人物。从1966年到1976年，毕业后的布鲁斯•罗宾逊天天写日记，页页上都是维维安的名字。维维安酗酒、维维安呕吐、维维安用酒来阻止污秽从口中再次倾巢而出。维维安终于把自己给喝死了，他说：“如果世上有上帝，为何屁股能翘得刚好被踢到？”布鲁斯•罗宾逊回答道：“我(保尔·麦克盖恩饰)不得不同意你。”维维安走了，日记悄然而止，罗宾逊不无伤感地写道：如果天堂有酒吧的话，你肯定在那里。济慈也会在那里买醉。长指甲(理查德·格兰特饰)长指甲就是维维安，维维安就是世界上最为勇敢的杂种。在布鲁斯•罗宾逊的伤感记忆里，维维安长得并不像马龙•白兰度，他毫无白兰度的那种男子气概，他消瘦嶙峋，油光光的头发往后梳起，恐惧的眼睛望着这个变态的世界：“一千三百万的伦敦人应该醒悟过来，谋杀、抵抗、强奸！”他穿着小领白色衬衫、绿色丁芯绒裤、土黄色马甲小背心、丝绸围巾系在脖子上，寒冷多雨的伦敦让他不得不披上一件席身风衣。是的，他从来都不属于美国，不属于那个或是没有底蕴、或是过于幼稚的国度，他属于济慈和拜伦的国度，属于波德莱尔的家乡，如果在当代，他则是引领潮流的metrosexual。是的，这就是长指甲。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但他的才华并不通过他所念念叨叨的莎士比亚和济慈而显现，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像19世纪的诗人那般依靠父母资助而苟且偷生，像18世纪诗人那般依靠贵族的怜悯而遁逃出世，像本雅明笔下的阴谋者那般应变而动，用谎言和欺骗谋生，用酒精和毒品麻醉。不过，和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不同，在布鲁斯•罗宾逊的镜头下，长指甲的放纵没有任何反抗和暴乱的指涉，没有任何存在主义的荒诞思考，长指甲甚至讨厌伟大革命作家高尔基的《海燕》，那么，就让他成为他自己吧。当生命在大雨滂沱中燃尽时，长指甲身边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也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的提升。《哈姆雷特》中的经典词句脱口而出，不过可笑的是对着一群不解人意的动物。我与长指甲的一生“我”就是布鲁斯•罗宾逊。《我与长指甲》是他的自传电影。也许是为了衬托出长指甲—维维安的华丽，“我”变得如此平淡。长指甲的服装打扮让他可以来自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时代，可我却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人物：如果卷发还没有让你想起点什么，那么，在卷发底下配上一副圆框黑色墨镜却足以让人联想起伟大的约翰•列侬。如果说这不是一个刻意的玩笑的话，那么“我”将代表着英国社会和文学中另一系列的人物：他们的理性还能羁绊住非理性的马鞍。如果“我”就是约翰•列侬的话，那么，长指甲就是希德•巴瑞特（SydBarrett）。好吧，如果这并不是我的非分之想的话，《我与长指甲》太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了。黎耀辉与何宝荣就是我与长指甲的翻版。他们之间的感情太容易让人想到同性之间的柏拉图之爱。一个照顾人，一个被照顾；被照顾的还要欺骗嘲笑他，于是，从溺爱到容忍再到最后的离去，没有人能够道尽其中的暧昧和无奈。可怜的是“我”，尽极仁义之后，也许观众最爱的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长指甲。从伦敦到湖区时至今日，《我与长指甲》早已是一部cult经典。但是，和众多的美国独立电影不同的是，如果你不对英国的文化和历史有足够的了解的话，那你就无法从这部在叙事上平淡无奇的电影中得到任何信息。我们也许早已对美国的毒品文化和摇滚文化捻熟于心，对于直截了当的脏字和俚语怦然心动，但我们却无法从伦敦腔的、修辞繁缛的英国独立电影中得到任何纵深的了解。《我与长指甲》的主体情节从伦敦一直发展到著名的湖区，这本身就是对长指甲和“我”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回溯。从长指甲回到济慈再回到华兹华斯，英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百年，当华兹华斯的子孙以激进的方式重返这个孕育他们的所在时，其中的隔阂、镇痛和历史交错轮回中的无奈与巧合便油然而生了。几代人过去了，也许他们仍然喝着同样的威士忌，但是，物是人非，诗人和大地早已疏离，而回到伦敦，毒品贩子从南美带来了最新最in的可卡因，于是，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正如影片在不断强调的那样：再过几天，一个年代就终结了，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历史的落寞中，不仅有长指甲，还有他那个言必称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其实却是个异装癖同性恋的姨父，“我”抽身而出，不知所踪，在伦敦阴暗滂沱的阵雨中，历史化为一片灰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