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说疯劫

摘自《许鞍华说许鞍华》1978年，我已在TVB工作了几年。在香港电台时，已经有很多人出来拍电影，我也想拍电影。徐克已经在拍《蝶变》，严浩也拍了《茄哩啡》。我便和Joyce（陈韵文）合作组班。我们听说胡树儒和罗开睦投资电影，他们正投资胡金铨的《空山灵雨》。Joyce先打电话给胡先生，然后我们二人直接去毛遂自荐，问胡先生开不开戏，说我们二人已经有个team，有writer，有director。胡先生说：他会考虑一下，还说已看过我们的电视作品，“也很favourable”，但是他们正在拍摄《空山灵雨》，又投资在麦当雄身上，资金未能周转。胡先生先和我们聊故事，就这样我便入了行。《疯劫》的故事桥段，是我想出来的。起初我们想拍一套类似电视剧《CID》的戏，Joyce说要够刺激，有动作，剧情紧张，就像case一样。那时我们想拍kidnapcase，就如美国报业大王女儿绑架案。但是我们谈来谈去都谈不拢，因为Joyce要结婚，那年12月才从美国回来，但我们3月便要开工，于是，两个人都很烦躁。有一天，不知何故，我提议不要做kidnapcase了，还说知道龙虎山以前发生过一宗杀人案，好gruesome的，于是，立即埋头写分场，而且，在一日之内完成。我记得很多details，因为龙虎山在何东宿舍附近，我们很熟悉那地方，甚至有人见过那疯子（凶手）。我和Joyce东拉西扯，七搞八搞，竟写了个电影剧本出来；我们不是从concept说起，而是由场景、由事件说起。其中，我记得大学同学说过，凶案后，男死者的同房只要合上眼，就会听见有人走近床边，一张开眼，声音就消失。此外，还有很多很多传闻。又有人听说，死者临死前在Cappuccime（餐厅）喝柠檬茶，那天是女死者的生日，侍应还看见那女子拿封红包出来。有很多anecdotes，加上我们想玩pointofview，就是从一个secondperson(张艾嘉)的视点讲故事，她知道事情发生了，但不太清楚整件事的经过，于是，想调查事情真相，就这样，调查的过程便构成一部悬疑片。我们先写了二十几个scenes，每个scene再根据场地细分成两三个分场，最后出来就有六十多场了。老板要求电影的开头要够interesting，但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所以结局要改写，并重拍。故事本来是张艾嘉被人追杀，赵雅芝给人勒死，就完了，后来补拍了赵雅芝死后，被切腹取子一段。《疯劫》是一套很多长镜头拍摄的电影，但很多人都误以为是由短镜头组成，因为故事一来crosscutting,一个scene一个scene很零碎，二来开头那一堆montage，那双脚在行走，我们跟着这双脚track，一双大脚和镜头都在动，观众自然觉得镜头好快好短，但那是个长镜头。最后那场谋杀戏，很多也是一个镜头拍摄。《疯劫》的电影结构，有一半的contribution来自Joyce，她的剧本好visual，很多时候已经分好镜头，一行一行的……拍摄期间，我发觉整套戏来来去去都在两幢屋内发生，好封闭好闷，不好看，好在我们第一次有架fisherdolly，可以由三英尺升到十二英尺，加上可以放在车轨上，让我们可以玩很多cameramovement。很多时候摄影机无故晃动，起初是因为不想太单调，但是我拍完才发觉，那些无故晃动的镜头竟变成那只鬼（赵雅芝）的主观镜头。这些镜头，让人觉得这套戏怪怪的，跳动很多，pointofview转得厉害。除了这些主观镜头外，也有镜头是由一间屋看到另一间屋，然后发现了凶手，有一个镜头更转动了三百六十度，跟着张艾嘉，这个镜头好有动感，增加了故事发展的tension,让你觉得好像有事情快要发生，很重要，其实呢，只不过是这家伙自己走来走去，但刚巧cameramovement和演员动作配合，让人觉得这件事好紧张。这两类镜头，我刻意将它们分成两个系统，成为这出戏的law，我没想过的，但拍完之后觉得这样也很work。我记得，那时，他们成天都觉得不够action，不够真正confrontation。结尾一场，三个人你杀我，我杀你，在山上狂跑；其实那场戏我拍得不太好，因为当时我不太晓得怎样拍，反而那些气氛、追逐戏，感觉很好。《疯劫》很多惊喜是来自火鸡（摄影师钟志文），譬如那个很有名的zoomintrackbackshot，张艾嘉整个人定住，而云雾在她后面飘动，是火鸡想出来的。火鸡很少坐在现场设计镜头，他和我看景后，便心中有数，很少出声，又不会和你讲很多艺术。我很多时候只有一个感觉，然后告诉他，他就会讲给我听怎样拍了。他也很有兴趣搞一些很困难的cameramovement。我觉得《疯劫》的问题不在处理夜景方面，夜景其实控制得很好，香港的日景反而难拍得靓，另外，室内都拍得好，拍到街头就没法了，好难看。那时谭家明看完片赞这套戏拍得好，不过剪得就不好，他同Joyce说帮我再剪过，我说：“不会吧？难道你帮我剪这套戏呀？”其实我现在重看，真是剪得不好，好多地方可以剪得好些，可以剪得节奏一时紧一时松。这套戏的演员其实很被动，因为电影的剧情同悬疑最要紧，演员的表现只是尽量配合，如张艾嘉，在头三天的戏，她只是同camera跳舞，camera走到哪里，她就追到哪里，还要做合适的表情，她已经是个很好的演员，根本没可能再演心理变化，这部戏根本没那些东西。我拍完《疯劫》后，即刻老了呀。我看自己的照片，发觉双眼好多忧虑，但那时自己的determination同concentration很厉害。我说要拍一个解剖尸体的场面，想办法去看人解剖尸体，央求验尸官好久才成功。我记得，年初三坐小巴去西环看他解剖尸体。看完之后以为没事，谁知回家后，两天都吃不下饭。解剖尸体时，不觉得太特别，只嗅到很大一股尸腥味。后来他有个动作我很喜欢，可惜我们找不到真尸体去拍。他将死尸的头皮慢慢切开，掀起，揭开，并盖着双眼，也不知何解。那感觉好特别，因为不单“啪”一声剖开，而是用把牛骨刀一直锯，然后掀头皮起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动作，可能因为是一个行业的details，你想不到会这样做。我当时构思这场解剖尸体戏是将那个女人变成一堆肉，或者一堆骨，但是到处都找不到死尸，虽然可以在港大找到死尸，却是浸制过的，不似新鲜死尸。没料到香港找不到死尸，只可能用criminalmethod去找具刚刚死去的死尸。但找来的又可能不是女人，年纪不合剧情，最后就放弃了，改为找个真人全裸，再拿些猪皮切呀割呀，也就是接镜头。我又去找负责当时案件的验尸官，得到当时案发的照片。我起初以为两个死者打横了躲在那，原来那个女死者是坐在那里，衣服盖着头，即上半身没穿衣服。我后来拍摄这一场，就reproduce这个场面出来，这些具体事实的research做了很多，甚至戏里面那个疯子扫地的地方也是根据research的资料确定。我在3月8日开始拍，拍了一轮，拍到后期我觉得不对了，觉得自己拍得不好，在船上的几场，与在医院张艾嘉和林子祥查案那些场，我突然没了感觉，不知自己在拍摄什么，总之拍呀拍，感觉真不好，好在那些戏不算多，而那些劲爆的、恐怖的，譬如那两幢楼的戏，我已经一早拍完，后来澳门的戏，仍然觉得自己拍得不好，我已经用心去拍，但就是没感觉，可能，我的tension坚持不了那么久。《疯劫》有一个好的budget，有八十五万，我们薪水很低，我只有四万。我有三十五个shootingdays，而且整套戏没有大场面，不用搭景。赵雅芝那间屋，我看中之后，就单人匹马去叫门问屋主阿伯租借。全间屋只有他住，但他不肯借给我们。第二次，制片李玉兰再去求他，仍然没法子，又不可以找另一间屋。有一晚我睡不着，十一点多坐辆小巴，买盒曲奇饼，半夜三更再去找那个阿伯，他被我吓一跳，我再三央求：“谢谢你啦”，“求求你啦”，“我们好想拍”，“好啦”，最后他竟然肯，还愿意搬到亲戚处住几日。拍完之后，我时不时都到那间屋探望那个阿伯，直至他搬到其他地方。那栋屋好photogenic，而且前前后后，楼上楼下又对着，可以有很多拍法，很多cameramovement，我决定大景后，整套戏的look也定好了，其余所有东西都只是配合或者contrast那个大景，整套戏的气氛也出来了。当时的制片不够professional，我们只有一个制片，一个助理制片，所以很多时候人人都忙得七手八脚。又没美指，胡先生介绍的广告公司派了人来帮忙，我们最后找了曹健南，他的artsense很好，其实他是副导演，只是同时帮我找衣服，买道具。而赵雅芝的造型根本上是陈烛昭的主意，我们每遇到有问题便逐样解决，没有一个人可以由头到尾决定每一个细节。我很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因为基本上由我作主，不用同美指吵。但当然没有那么理想，因为我们不会从art的角度去设计每场戏。如赵雅芝起初很贤淑，但是后来要换造型，因为万梓良喜欢另一个女子，赵雅芝要学情敌的打扮，希望可以将男朋友抢回来。我们专程请来丽的电视的化妆师关良帮赵雅芝化个浓妆，结果她化得好靓，也像那个舞女情敌（李凯淑）。我们拍戏那时很奇怪，大街小巷都有很多人支持，街坊邻里觉得我们很努力。我们在石阶那上上下下拍了十几二十天，他们都很nice，很supportive。（访于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