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们那个意味深长的笑话

列宁格勒牛仔乐队是一个有明显特征的家族：烫着尖利的飞机头，蹬着尖利的火箭鞋，黑色西服大墨镜，都不怎么说话，生活在北欧的冻土地上，贝斯手还因为夜晚练琴而冻死了。这是一个有很强传统的家族，摇篮里的娃娃和桌脚边的狗，都烫着飞机头发型，墙上挂的祖先肖像，是亚伯拉罕·林肯（也烫着飞机头），虽然他去了美国之后就音信全无，但他已经树立了这一传统，这不仅是家族性的，更是“民族”性的。乐队决定去美国发展，他们开着拖拉机，驮着贝斯手的尸体穿过冻土地，迈步走通松树林来到国际机场（对，从森林走出来到了机场，而不是坐车来到），坐飞机到了纽约，与经纪人(马蒂·佩龙帕饰)谈好了发展计划，然后被要求演一场试试看。他们面无表情地演了一场，结果被十美分打发去墨西哥给一场婚礼做演出，因为他们的音乐太“古典”了，而现在流行的是迪斯科和摇滚乐。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将这个面瘫冷幽默风格的荒诞故事一路讲下去，融入了对流行文化、政治和文化歧视等等世界现象的讥讽、调侃，直到结尾时，受美国人冷落的牛仔乐队在墨西哥获得三个结局：音乐大获成功，复活一种民主主义团队关系，利己专制的小胡子经纪人黯然离去。这部《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不到80分钟长度，风格强烈，短小耐看，情节就不多介绍了，这里说一说片中我很喜欢的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乐手们坐在户外围栏里围着桌子喝啤酒发呆时，看见几个人拉着一台汽车发动机从面前走过，小胡子经纪人开了句玩笑“是从哪个傻瓜那里偷来的”，然后乐手们开始笑，笑了半天，一直到回到车上准备开车走的时候还没有停。这时候发现汽车启动不了，打开车盖，发动机没有了，他们才停下笑。这出戏极具张力。首先，那个玩笑让人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但是乐手们却乐成一团。这是一种狭窄的共情，这群面瘫乐手从北欧一路板着脸到美国，操着蹩脚的英语和异乡人的身份被孤立在文化、生活和社会之外，处境本就狭窄。这极罕见的乐趣愈发突显他们荒诞而真实的孤独。其次，笑的主体和对象在这里有内外三层嵌套。那个笑话让乐手们发笑，乐手们这段傻瓜经历变成了电影里一段笑料让观众发笑。笑的接力，乐手们不笑了，观众开始笑。如果观众傻呵呵地开始笑，接下来，导演该笑话观众了。但考里斯马基当然不是为了笑话观众，而是在讽刺产生于鄙夷的讽刺性的笑，这三层笑，应该仅仅是笑本身，真实的情感，可以消解其根源性的鄙夷的情感。主角、观众、导演，应该保持笑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的平等、民主。观众需要警惕自己的笑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笑、意识形态意味的笑。第二个，是尾随牛仔们去美国、墨西哥的哑巴。哑巴是电影里形象最丰满、生动的角色，而失语也是一个关键的表达。哑巴是一个象征，所指为牛仔们不自觉的乡愁，是与孤独制衡的必要情感，是与消失的祖先亚伯拉罕·林肯、偶遇的加油站表弟呼应的连绵的乡愁传统。哑巴头发太短，但很想烫一个飞机头，成为和乐手们一样的人，成为不了，他就成为伴随之人。哑巴不能说话的道理在于，在异国的语境里，乡愁是无法说出来的，因为孤独失败时说，没有人会理会，成功喜悦时说，没有人会同情。在牛仔们饥肠辘辘的夜晚，哑巴献上了他捕的鱼——乡愁是一层情感地基，挽救了牛仔们的失望。第三个，是连同冻僵的贝斯装在棺材里被牛仔们带着穿越美国的贝斯手的尸体。这具棺材上有四个洞，一个露出飞机头发型、一个露出竖立的贝斯、两个露出火箭鞋，这具毫不严谨的棺材很轻，一个人就可以扛它在肩上走来走去。这个轻也是死亡的轻，属于喜剧所能承托的重量范畴，如果它反而重，比如像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中的棺材那么重，这部电影就会被压垮了：它的语调和形式，承受不了。但电影的喜剧风格有它自己重击人心的方式，这是考里斯马基的方式，或者源于贝克特的方式，是现代的也是古典的方式。多说两句，第一句，好电影必须要着调，就像牛仔们想改变他们“太古典”的音乐而去玩摇滚的不着调状态给自己带来的狼狈结果一样，找自己的调子去表达很重要。第二句，据说这支牛仔乐队在现实中本就是一支叫做“SleepySleepers”乐队，这部电影成功后，乐队好像找到了状态，就以飞机头造型火了起来，在1994年，他们与俄罗斯红军合唱团（160人）在芬兰赫尔辛基上演了一场由诺基亚赞助的“牛仔撞红军超级演唱会”，现场有七万人观看（感兴趣的可以在土豆上搜索到部分现场视频）。